作者:佚名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是还要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私的,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思想不一致的人,不能相互商量。”也只有各人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即使作个卑*的赶车人,我也愿去做;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做。”“到了严寒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得另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自然相互感应。”“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