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过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齐地。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
庄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胠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的非常,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妨他,在秦王面前底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