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考选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时,总是禁不住放下书本而慨叹,说道:唉,周王室衰微了,讽刺时政的《关雎》就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统治衰败了,礼崩乐坏,诸侯便恣意横行,政令全由势力强大的国家发布。所以孔子担忧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编定《诗》《书》,整理礼仪音乐。他到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便沉迷不已,三个月品尝不出肉的美味。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有条不紊。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无人起用他,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几位国君求官都得不到知遇。他感慨地说:“要是有人肯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治理好国政了。”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闻知后哀叹“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借助鲁国已有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它来表现天子的王法,其文辞精约深隐而寓意丰富博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孔子逝世后,他的七十余名好学生纷纷四散去交游诸侯,成就大的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结交、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在西河教授,子贡终老于齐。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
禽滑釐这些人,都曾受业于子夏之辈,然后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那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渐趋衰颓直到在秦始皇手中遭受灭顶之灾。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受到排斥,但是在齐国和鲁国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独独不曾废弃。在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而发扬光大,凭自己的学说显名于当世。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儒家典籍六艺从此残缺。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们携带孔子家传的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当了陈涉的博士,最终和他同归于尽。陈涉起步于普通百姓,驱使一群戍边的乌合之众,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了王,而不到半年竟又复归灭亡。他的事业十分微小浅薄,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负孔子的礼器去追随归顺向他称臣,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朝焚毁了他们的书籍学业,积下了仇怨,这迫使他们投奔陈王来发泄满腔的愤懑。
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兵包围了鲁国,其时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古代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到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青年人志向高远,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重视爱好文化仪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成为自然风尚。汉朝建立后,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又讲授演习起了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做了太常官,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为朝官,于是人们喟然感叹,对儒学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天下战乱尚未止息,皇上忙于平定四海,还无暇顾及兴办学校之事。孝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武艺高强战功卓著的人。孝文帝时略微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只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当政,不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又喜好道家思想,因此列位博士官职只是备员待诏,徒有其名,儒生无人进身受到重用。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wǎn,晚)、王臧(zāng,赃)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因生,在燕地则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fén,坟)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害怕儒学被阻滞得不到传扬,当了丞相后就上奏请求说:“丞相御史启禀皇上:陛下曾下令说 ‘听说为政者应该用礼仪教导百姓,用音乐感化他们。婚姻之事,乃是夫妇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如今礼乐被破坏废弃了,我深感忧虑。所以大力延请天下品德方正学识广博的人都来入朝做官。我下令礼官勤奋学习,讲论儒术,要学识渊博,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太常商议,给博士配置弟子员生,使民间都崇尚教化,来开拓培养贤才的道路’。根据陛下旨意。臣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认真商议决定: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的场所,夏代称校、殷代称序,周代称庠(xiáng,详)。他们勉励为善者,就让他在朝中显达扬名;惩治作恶者,就施以刑罪。所以教化的实施,要首先从京城开始树立榜样,再从京城推广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明示无上的恩德,放射出日月般的光辉,它符合天地之大道,是以整饬人伦为根本,鼓励术学,讲究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以此使海内四方从风向善,这正是实现太平之治的本原啊!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协和,礼仪不完备,现在请求借助原有的官职来兴盛它。请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让太常从百姓中挑选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经学,尊敬长上,严守政教,友爱乡邻,出入言行皆不违背所学教诲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认真察看合格者,应与上计吏同赴京师太常处,接受和博士弟子相同的教育。他们学满一年都要考试,能够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人,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绩好名次高的可以任用为郎中,由太常造册上奏。若是特别优异出众的,可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者,和不能通晓一种经学的人,就要罢斥,并惩罚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臣认真领会陛下所下达的诏书和律令,它们阐明了天道和人道关系,贯通了自古及今的治国义理,文章雅正、教诲之辞含义深刻丰富,它恩德无量将深深造福于社稷百姓。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陋,不能透彻地讲解诏书律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布晓喻天下。而治礼、掌故之职,是由懂经学礼仪的人担当的,他们的升迁很缓慢造成了人才积压。因此请求挑选其中官秩比同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能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比同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知经书能大量讲诵的人,若人数不够,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将人员备齐。请把这些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其它仍依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彬彬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分跟着老师到鲁国南宫去拜见他。吕太后时,申公到长安交游求学,和刘郢同在老师浮丘伯门下受业。毕业后刘郢封为楚王,便让申公当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习,憎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刘戊立为楚王,就把申公禁锢起来。申公感到耻辱,就回到鲁国,隐退在家中教书,终身不出家门,又谢绝一切宾客,唯有鲁恭王刘余招请他才前往。从远方慕名而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有百余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无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有疑惑处,便阙而存之,不强作传授。
兰陵人王臧向申公学《诗》之后,用它事孝景皇帝,当了太子少傅,后免官离朝。当今皇上刚即位,王臧就上书请求入宫为皇上值宿警卫。他不断得到升迁,一年中做到郎中令。而代国人赵绾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他当了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皇上,想建造明堂用来召集诸侯举行朝会。他们不能说服皇上同意此事,就举荐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遣使臣携带贵重的礼物束帛和玉璧,驾着驷马安车去迎请申公,赵绾、王臧二位弟子则乘坐着普通的驿车随行。申公来到,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社稷安危之事,申公当时已年高八十多岁,人老了,他回答说:“当政的人不必多说话,只看尽力把事做得如何罢了。”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词夸饰,见申公如此答对,默然不乐。但是已经把申公招到朝中,就让他做了太中大夫,住在鲁邸,商议修建明堂的事宜。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学说,不喜欢儒术,她找出赵绾、王臧的过失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建造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付法官论罪,后二人皆自杀。申公也以病免官返回鲁国,数年后逝世。
申公弟子中拜为博士者有十几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周霸官至胶西内史,夏宽官至城阳内史,砀鲁赐官至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官至长沙内史,徐偃官至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官至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和百姓都廉洁有节操,人们称赞他们好学。其他的学官弟子,品行虽不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人也有百余。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大多都依循申公的见解。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孝景帝时拜为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这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正中其心,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过不久,景帝认为辕固廉洁正直,拜他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很久之后,他因病免官。
当今皇上刚即位,又以品德贤良征召辕固入朝。那些喜好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多有嫉妒诋毁辕固之语,说“辕固老了”,于是他被罢官遣归。这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被征召时,薛邑人公孙弘也被征召,却不敢正视辕固。辕固对他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去迎合世俗。”自此之后,齐人讲《诗》都依据辕固生的见解。一些齐人因研究《诗经》有成绩而仕途显贵,他们都是辕固的弟子。
韩生,是燕郡人。孝文帝时当博士,景帝时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的旨意而撰述了《内传》《外传》达数万言,书中的用语和齐、鲁两地颇为不同,但是旨归是一致的。淮南贲生受业于他。自此之后,燕赵一带讲《诗》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先前做过秦朝博士。孝文帝时,他想找到能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不得,后听说伏生会讲授,就打算召用他。当时伏生已年寿九十余岁,人很老了,不能行走,于是文帝就下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处向他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伏生出走流亡,汉朝平定天下后,他返回寻找所藏的《尚书》,已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于是他就在齐鲁一带教授残存的《尚书》。自此学者们都很会讲解《尚书》,殽山以东诸位著名学者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学生了。
伏生教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人宽。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参加郡中选举,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从师于孔安国。兒宽家贫没有资财,时常当学生们的厨工,还经常偷偷外出打工挣钱,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常常看经书、休息时就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名次,他补了延尉史的缺官。当时张汤正爱好儒学,就让兒宽做自己的掾(yuàn,院)吏,负责呈报案情。兒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决疑难大案,因而张汤很宠用他。兒宽为人温和善良,有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把握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口拙不会阐述。张汤认为他是忠厚之人,多次赞扬他。等到张汤当了御史大夫,就让兒宽当掾吏,向天子举荐他。天子召见询问兒宽后,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便官至御史大夫,在职九年去世。兒宽身居三公之位,由于性情谦和驯良,能顺从皇上之意,善于调解纠纷,而得以官运久长,但是他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居官期间,属下的官员轻视他,不为他尽力。张生也当了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但是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经义。
从此以后,鲁人周霸、孔安国,洛阳人贾嘉,都很会讲授《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时下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就兴起了他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尚书》中失传的十几篇,大约自此《尚书》的篇目就增多起来了。
许多学者都解说《礼经》,而鲁郡人高堂生的见解是最切近本义的。《礼经》本来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此书散失的篇目更多,今日只有《士礼》尚存,高堂生能讲解它。
鲁国徐生善于演习礼仪。孝文帝时,徐生以此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于儿子至孙子徐延、徐襄。徐襄,天性便擅长演习礼仪,但是不能通晓《礼经》;徐延很通晓《礼经》,却不善于演习礼节仪式。徐襄以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当了汉王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及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以通晓《礼经》当了淮阳太守。此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从师孔子学习《易经》,孔子死后,商瞿便传授《易经》,历经六代而传至齐郡人田何,田何字子庄,而后汉朝建立。田何传授于东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传于菑川人杨何。杨何因通晓《易经》,于元光元年(前134)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因通晓《易经》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因通晓《易经》当了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jǔ,举)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都是因通晓《易经》官至二千石。但是对《易经》能讲授得精当的,是源自于杨何一家的学说。
董仲舒,是广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曾拜为博士。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他出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关闭种种阳气,放出种种阴气,止雨时则方法与之相反。这种做法在江都国实行,无不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被贬为中大夫,居家写作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他,就窃取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把书拿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其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之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它愚蠢至极,于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降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始终不敢再讲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一时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边境内外少数民族的侵扰,公孙弘研究《春秋》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当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为人狠毒暴戾,但是一向听说董仲舒有美德,也很好地礼遇他。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会惹祸上身,就称病辞官回家。直至逝世,他始终不曾营治私产,而一心以研究学问写作论著为本职。所以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期间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名望甚高,他师承传授的是《春秋》公羊学。
胡毋生,是齐郡人。孝景帝时拜为博士,后因年老返归故里讲授《春秋》。齐地解说《春秋》的人很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过他的教诲。
瑕丘人江生研究《春秋》谷粱学。自从公孙弘受到重用,他曾收集比较了谷粱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的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人是: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粱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决断淮南王刘安谋反的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天子都认为很对。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谒者、掌故的则有百余人。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因精通儒学做了高官。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