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韩非子说:“儒生以儒家经典来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勇武的行为违犯法令。”韩非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笑,但儒生却多被世人所称扬。至于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当代天子,功名都被记载在史书之中,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象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用功读书,怀抱着特异的君子的德操,坚守道义,不与当代世俗苟合,当代世俗之人也嘲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荡荡的草屋之中,穿着粗布衣服,连粗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四百余年了,而他们的世代相传的弟子们,却不知倦怠地怀念着他们。现在的游侠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况且危急之事,是人们时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廪时遇到了危难,伊尹曾背负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身傅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经戴过脚镣与手铐,百里奚曾经喂牛当奴隶,孔子曾经在匡遭拘囚,在陈、葵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扬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遭遇这样的灾难,何况是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难怎么可以说得完呢?
世俗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区别仁义与否,已经受利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却没有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和庄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却被封侯,受封为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虚假不实之言。
现在拘泥于偏面见闻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人之外,哪能比得上以低下的观点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符合道义、应允能实现的美德,千里之外去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没有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就比如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加宏亮,而听的人感到清楚,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行,磨砺名节,好的名望传布天下,无人不称赞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儒家和墨家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加以记载。从秦朝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很感遗憾。据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都喜欢搞儒家思想的教育,而朱家却因为是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说也说不完。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采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为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象服侍父亲那样对待朱家,他认为自己的操行赶不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经商为生,而剧孟因为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却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但是剧孟的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概有上千辆车子。等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有。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为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这时,济南姓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类人全都杀死了。这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zhǐ,指)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而且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兒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