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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参考资料:

1、 根龙子.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806989272232.html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