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
参考资料: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