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传,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违迕。《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强的官吏,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定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作标准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吗?能不引起深思吗?五、《述赦篇》医生替人治病,必须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气结在何处,然后才能处方,所以病可治好,还能长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根源在何处,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坏人坏事才可制止,国家才能安定。现在害百姓最苦的没有比连续用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了。
赦免赎罪的次数多,那么恶人得势,好人遭殃。怎么证明呢?谨慎小心的人,不会犯错误,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强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乱加诬蔑,就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不久即可获得赦免的缘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间得到官吏过问的,一百人中不过一人;经过尚书审问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触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头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趾高气扬;有些惯盗竟穿着好衣服从门前扬长而过,孝顺的人看见仇人不敢声讨,被盗者看见赃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这更厉害的呢!培养杂草的使庄稼受损失,包庇坏人的使百姓受害。《书经》上说“:周文王严格执法对坏人从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让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惩罚坏人,为民除害。所以经书上说:“上天命令有德之人,获得五服五章的奖励;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种不同的刑罚。”《诗经》讽刺执法不公的人道“:这个应该判罪,你反而替他开脱。”古时只有开始受天命为君的人,在天下大乱之后,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广大百姓得到安居,来促成天下大治。绝不是对坏人姑息养奸,更不是放纵坏人。那些性恶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宽宥赦免,始终没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镣铐,晚上又被抓回来,虽有严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们洗手不干。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有过人的能耐,而能讨好上级。例如多塞一些不义之财,多说一些讨好人家的话,来使对方软化,如果没有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谁不顾及钱财呢?有些人常议论说“:长久不赦罪就会使坏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应该多方开导来瓦解他们。”这是不懂得政乱的根本来源,不明白祸福的起因呢。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同乡人有用货财买到雁门太守的人,也离职回家,用名片去进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便问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口求见。皇甫规素来听到王符的声名,于是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极为欢快。
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说书生道德品质之高贵。王符终于没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少年时好学,广泛涉猎书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交友的多数认为他异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侄,素来贵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他。仲长统经过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问以当时的大事。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没有雄才,好结交士子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替君担忧,请深以为戒。”高干常觉自己不错,不采纳他的话,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败。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异其有知人之明。仲长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计较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有的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称病不去。常认为凡游说帝王的人,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建房子住在清旷之地,以悦其志。他的论调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四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劳,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没有苦身之劳累。好朋友到来,有酒肴招待,节日盛会,杀猪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滨濯足,乘凉风习习,钓钓鱼,射射鸟。在舞雩之下讽咏,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闺房养神,想老子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至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论道讲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难,永保性命之期。这样,就可以升在霄汉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难道还羡慕入帝王之门么!”又作诗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诗说:“飞鸟留遗迹,鸣蝉蜕躯壳。
腾蛇弃鳞甲,神龙丧头角。
至人能变化,达士贵脱俗。
乘云无鞍辔,骋风不知足。
垂露成帐帷,张霄成巾幄。
沆瀣当晚餐,九阳代蜡烛。
恒星艳如珠,朝霞润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遗,何必为局促。”
“大道虽平坦,见几者实寡。
任意无是非,适物无不可。
古来绕绕弯,委曲实繁琐。
百虑又何为,至要还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忧在地下。
叛散在《五经》,天弃《风》与《雅》。
百家太杂碎,请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栖,游心于海左。
元气变为舟,微风可为舵。
敖翔在太清,纵意在容冶。”尚书令荀..听到仲长统的大名,很觉奇怪,举他作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论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那年,仲长统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参考资料: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