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孙登传、孙虑传、孙和传、孙霸传、孙奋传)
孙登传,孙登,字子高,孙权的长子。魏黄初二年(221),封孙权为吴王,同时任命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为万户侯,孙登推辞没有接受。当年,孙登被立为吴王太子,为他挑选安排师傅,精选一些才德优异之士,作为他的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被选入东宫,陪孙登研读书,跟从外出骑马射箭。孙权想让孙登攻读《汉书》,熟悉了解近代事情,考虑到张昭研究《汉书》有师承根底,着重烦请他指导,于是令张休跟张昭学习,回来再转授孙登。孙登接待下属幕僚,只简便地行使平民间的礼节,与诸葛恪、张休、顾谭等有时同坐一辆车,有时同睡一张床。太傅张温对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与太子最为亲密,太子随时提问他要能随时解答,应当选用优秀德行者。”于是孙权任用陈表等为中庶子。后来又因为中庶子的礼节过于拘束,又令他们头戴裹巾侍坐。
黄龙元年(229),孙权登基称帝,立孙登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其左辅,张休为其右弼,顾谭为其辅正,陈表为其翼正都尉,这即是所谓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瞆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兼理宫府遗留事宜。孙登有时出外狩猎,本当抄小路近道,但他常远绕良田,不践踏庄稼,到休息时候,又选择空闲之处。他就是如此不想烦扰百姓。他曾骑马外出,有一颗弹丸从身边飞过,他身边侍卫便去寻找射弹丸之人。正有一人手握弹弓身带弹丸,大家都认为就是这个人射的弹丸,但其人否认不服,侍从们便想揍他,孙登不允许,派人寻找飞过他身边的那粒弹丸,同此人身上携带的一比较,两者并不一样,于是放走了那人。又有一次丢失了盛水金马盂,查出偷窃者,原来是自己手下人干的,孙登不忍心重罚他,只叫他来责备了一通,遣他永远回家,并令身边的人不要张扬。后来他弟弟孙虑去世,孙权为此降旨减损饮食,孙登昼夜兼程,赶到赖乡,亲自通报,孙权当即召见他。孙登见孙权悲痛哭泣,便劝说:“孙虑一病不起,此乃命定。如今北方未统一,四海都在仰首盼望,上天授命陛下,陛下却按照社会下流百姓的思路,减少朝臣的饮食,超出了礼制的要求,我私地忧虑不安。”孙权听从了他的劝告,为此增加饮食。孙登住了十多天,孙权打算他西还武昌,孙登深切地为自己求情,认为长时间的离别使自己不能侍奉父母,于作儿子的道义有缺憾,又陈述陆逊忠诚勤勉,武昌那里无什么顾虑,孙权于是留他住下。
嘉禾三年(234),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京城,总管朝事。当时年成歉收,盗贼甚多,孙登于是明定有关法令,用来防范,深得制止奸邪的关键。当初,孙登的生母地位低贱,徐夫人对他从小就有母养之恩。后来徐夫人因为妒嫉被黜废置吴郡,而步夫人最为得宠。步氏有所赏赐,孙登不敢推辞,只是拜受而已。徐氏派人前来赐给孙登的衣服,孙登必定沐浴后才穿上。孙登将被册立为太子,他推辞说:“根本得到确立,道义才能产生,要立太子,应先立皇后。”孙权说:“你的母亲在哪?”孙登回答说:“在吴郡。”孙权沉默无语。孙登被立为太子共二十一年,三十三岁去世。临终前,他上疏说:“儿臣毫无功德,身缠重病,自知生命微弱,恐怕很快殒命。儿臣并非惋惜自己,只是想到将要离开父母,身葬黄土,永远不能再进奉探望宫禁,不能朝见陛下皇后,生前无益于国,死后还留给陛下深深的悲戚,故此悲凄郁结心头哽塞咽口。儿臣听说生死有命,寿夭在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尚且夭折,何况儿臣愚陋,年寿已超过他们,活着为国家继嗣,死后还享有尊荣,对于我来说已是够多的了,还有什么可悲可怨的呢?如今天下大事未定,各地贼寇未被讨清,天下人民翘首以待,将命运托寄于陛下,处境危险者希望安定,处境动乱者盼望治理。希望陛下彻底忘记儿臣,割舍平民社会的恩爱情感,修炼黄老之术,用心保养精神,增加美食佳馔,广开神明思想,以利奠基万古无穷功业,于是则天下百姓有幸得到依赖,儿臣死而无恨。
皇子孙和仁慈孝顺聪慧明智,道德品行清明丰盛,应及早安排立为太子,以维系百姓悬望。诸葛恪才能练达学识渊博,可器重任用他来辅佐时政。张休、顾谭、谢景,都通达机敏明智果断,入朝可任为心腹之臣,出外可用作勇猛之将。范慎、华融勇武壮节,有国士风采。羊瞆论辩敏捷,有独自应对之材。刁玄宽宏大量,志在实践道义真谛。裴钦博闻强记,翰藻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志向节操分外明朗。凡此各位大臣,或适宜用作朝臣,或可以担任将帅,都通晓时事,明悉法令,坚守信用道义,有不可改变的志向。这都是陛下日月般光辉照耀,给儿臣选置如此属官,使他们与儿臣一起共事,故此儿臣能详备地了解他们的情怀,敢于将他们的情况呈报陛下。儿臣深深地思虑着当今境外多有忧虑,军旅不休,应当激励六军,以此谋求进取。军队靠人民为众,人民以财货为宝,儿臣私下听说各郡县颇有荒残,百姓物用奇缺,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订,刑罚深重苛刻。儿臣听说治理政事要听从民意,颁订律令要因时变更,陛下实在该与将相大臣认真详细选择合乎时宜的治国方略,博采众议,宽刑轻赋,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以顺应百姓的愿望。
陆逊忠诚勤勉于时政,献身忧国,忠正为公,具有不谋私利的节操。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心为国,通晓明达治国的根本。可让他们陈述当前应做的事宜,删除苛刻烦琐的政务和政策,爱兵养马,抚慰百姓。五年以后,十年之内,则远方人民前来归附,近处臣民尽力为国,兵不血刃,而天下可得。儿臣听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故此子囊临终,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诫,君子认为他这是尽忠,何况儿臣孙登,岂能闭口而已?希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儿臣之言,这样儿臣即使某天死去,也如同出生之年。”奏疏在他气绝之后才被呈报上去,孙权更为悲痛感动,一说话就落泪,这年为赤乌四年(241)。
谢景当时为豫章太守,他无法克制悲哀心情,竟弃职前来奔丧,又上表自我弹劾。孙权说:“您随太子治政,与其他官员不同。”便派宫中使者前往慰劳他,允许他恢复原来职务,打发他返回豫章郡。追谥孙登为“宣太子”。孙登的儿子孙璠、孙希,都已早死,次子孙英被封为吴侯。红潮网
五凤元年(254),孙英因大将军孙峻专横滥用职权,图谋诛杀孙峻,事情败露后自杀,他的封地被取消。
谢景,字叔发,南阳郡宛县人。在郡守任上有政绩,官吏百姓都称颂他,认为前有顾劭,其后就是谢景。几年后,他死在任上。
孙虑传,孙虑,字子智,孙登的弟弟。他从小机敏聪慧多才多艺,孙权器重喜爱他。
黄武七年(228),他被封爵建昌侯。过了两年,丞相顾雍等上奏说孙虑天性聪慧明体达用,才识日日增新,比照近代汉朝之例,应晋爵称王,孙权不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尚书仆射□存上疏说:“帝王兴业,无不褒扬推崇骨肉至亲,以此增添诸后妃的光彩,所以鲁国、卫国在周朝所受恩宠超过所有诸侯,汉高祖以五子为王,封地列于汉朝本土,就是以此作为中央朝廷的屏障,镇守护卫整个国家。建昌侯孙虑秉性聪敏,有文武全才,根据古代典章制度,应当正其名号。陛下谦让,不肯按照旧制办事,群臣大小,都取用于各自的封邑。如今奸寇猖獗横行,战鼓未息,文臣武将,只有亲属及贤士。我私下与丞相顾雍等商议,都认为孙虑应当为镇军大将军,授任担负一方面的职责,以光耀国家事业。”孙权于是同意这些请求,授予孙虑假节,单独开置府署,治所设在半州。孙虑以尊贵的皇子身份,加之年纪又轻,远近的人都担心他不能留心辖区政事。及至他任职掌政,遵奉法度,恭侍师友,超过了众人对他的期望。
嘉禾元年(232),孙虑二十岁时去世。没有儿子,封邑消除。
孙和传,孙和,字子孝,孙虑的弟弟。他小时候因为母亲王夫人受孙权的宠爱而被孙权所喜爱,十四岁时,就安排他为宫廷侍卫,让中书令阚泽教他学习经传典籍六艺。他爱好学习,礼贤下士,颇为人们所赞誉。
赤乌五年(242),被册立为太子,当时十九岁。阚泽任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亻甫、严维等都是他的陪侍随从。当时司法官员多用条例律书来问罪,孙和认为奸猾狂妄之徒,将利用讼事掺杂个人私情,从而产生为祸作歹的念头,此风不可助长,上表表示应当杜绝。又都督刘宝状告中庶子丁晏,丁晏也状告刘宝,孙和对丁晏说:“文武官员称职主事,能有几人?因有矛盾就相互翻脸攻击,都企图坑害对方,这怎么会有福运呢?”于是他对双方进行劝释调解,使他们相互交往厚待。他常说当世的才学之士应探研讲习学问,操演熟习武功,以胜任当世事务,而只知交游下棋以妨碍事业,不是进取的态度。后来群臣出席他的宴会,言谈中说到下棋,孙和认为此玩艺只能妨碍事务浪费时光而毫无用处,耗劳精神费尽思虑而一无所获,不是可用来增进德行致力功业,积累功绩的行为。而且有志之士爱惜光阴珍惜精力,君子的最大愿望是功德崇高如山行为光明耀世,以不能列入此种等级为耻。天地之长久,而人处天地之间,有如白驹过隙,年龄很快衰老,青春一去不返。举凡人生所忧者,就在于人的欲望所不能杜绝的那些东西,如果真能杜绝无益的欲念来遵循道义的路径,抛弃不必要的事情以培植功业的根基,对于人的名声品行,难道不是良好之事吗?当然,人的欲望不能没有戏嬉娱乐,而戏嬉娱乐的爱好,也在于饮宴书琴骑射等方面,何必非得下棋不可,然后才感到快乐呢?于是命令陪坐者中的八个人,各自写出评判下棋行为的论文以矫正时弊,于是中庶子韦日翟回家后写了一篇论文奏上,孙和将文章出示给宾客传阅。其时蔡颖喜欢下棋,在他官署中任职者不少人都跟着他学,故此孙和用这个方法规劝他。在这以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了矛盾。孙权曾大病卧床,孙和到太庙祭祀,孙和的妃子的叔父张休的住所离太庙很近,就邀孙和到他家逛逛。全公主派人跟随监视,借机向孙权进谗说太子不在太庙里,而专往妃子家去谋划事情,又说王夫人看到皇上病重,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孙权因此发怒,王夫人犹豫而死,而孙和所受宠信日益减损,害怕自己被废除。鲁王孙霸图谋太子之位的欲望更为强烈,陆逊、吾粲、顾谭等多次向孙权陈述区分和明定嫡庶的道义,指出按理太子之位不能被剥夺,全寄、杨竺是鲁王孙霸的党羽,他们天天在孙权面前谗毁。
吾粲终于被关进监狱处死,顾谭被流放交州。孙权忧郁了好几年,后来终于将孙和软禁。于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领众多将吏头上抹泥,将自己捆绑起来,接连几天到宫门外为孙和求情。孙权登上白爵观观望,非常反感这种行径。斥责朱据、屈晃等是无理取闹。孙权打算废除孙和册立孙亮为太子,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奏,引述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以致晋国大乱的史实进行劝谏,而朱据、屈晃又固执地劝谏不止。孙权大怒,将陈正、陈象满门抄斩,将朱据、屈晃拖进大殿,杖打一百,最后将孙和流放到故鄣,群臣中因劝谏而被诛杀流放的多达几十人。人们都为他们感到冤屈。
太元二年(252)正月,孙权封孙和为南阳王,派遣他居住在长沙。当年四月,孙权去世,诸葛恪执掌朝政。诸葛恪就是孙和之妃张氏的舅舅。张妃派黄门陈迁前往建业上疏中宫,并向诸葛恪致以问候。陈迁离开建业时,诸葛恪对他说:“替我转告张妃,到时我一定让她超过别人。”这番话语颇有泄露。又诸葛恪有迁都的想法,派人修整武昌的宫殿,民间有人传言他想迎立孙和。及至诸葛恪被诛杀,孙峻因此事而剥夺孙和的印玺绶带,将他流放到新都,又派使者赐他自尽。孙和与张氏告别,张氏说:“无论吉凶我都跟着你,终不能一人活在世上。”她也自杀而亡,举国上下都为之悲伤。孙休即位后,封孙和的儿子孙皓为乌程侯,自新都迁到封邑乌程。孙休去世,孙皓继承皇位,当年就追谥父亲孙和为“文皇帝”,改葬明陵,设置守护陵园的人二百户,设立奉侍守墓的令、丞。第二年正月,又分析吴郡、丹杨的九个县为吴兴郡,治所在乌程,设置太守,四季按时祭祀明陵。有关官员上奏说,应在京都为孙和立庙。
宝鼎二年(267)七月,孙皓令守将作大臣薛王羽营建寝堂,号为“清庙”。十二月,派遣暂署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人配备官员及中军步、骑兵二千人,用灵车法驾东往明陵迎接孙和的神灵。孙皓召见孟仁,亲自拜送于庭下。灵车将到京城,又派丞相陆凯敬奉三牲在近郊祭祀迎请,孙皓在京城外露宿。第二天,仰望拜迎灵车于东门之外。第三天,在清庙拜谒神灵、荐牲祭祀,涕泣呜咽,悲哀伤感。至第七天已祭祀三次,倡伎演唱奏乐,日夜不停。有关官员上奏说:“祭祀不可太多,过分了就是不庄重,应以礼来制止思念。”祭祀至此才停。
孙霸传,孙霸,字子威,孙和的弟弟。孙和为太子时,孙霸为鲁王,他所受的宠爱厚待,与孙和没有两样。不久,孙和、孙霸不和的消息传到孙权的耳里,孙权禁止他们与外界往来,借此让他们专心向学。督军使者羊瞆上疏说:“为臣听说古代占有天下之人,都是先明确区别嫡庶,封建子弟的爵地,以此让他们尊崇祖先,成为国家屏障。现在二宫所接受的名号,天下都称道合宜,这是我大吴国兴隆的根基。近来听说二宫一起被禁绝与宾客来往,远近之人都觉得惊诧,大小官员均感失望。我私地打听下边的议论,听取众人的意见,都认为二宫智慧通达、英才俊茂,自从他们被确定名分和称号,至今已有三年,他们的德行昭著国内,英名传扬外邦,连西、北两处地方,也早已敬服他们的名望。大家都说陛下应当顺应远近人们归顺德政的厚望,尽量让二宫延请四方宾客,使别国听到他们声名后,都想作为他们的臣仆。如今既未注意这方面的努力,而是颁布诏令,减少他们的侍从护卫,压抑他们去绝交宾客,使四方之人的敬意不能与二宫相通。虽说陛下确是在崇尚古代道义,想让二宫专心向学,不再考虑观听细小事体,期望他们温习历史广知事物,然而这并非臣下翘首企盼的最大心愿。有人说二宫不遵循典章制度,这正是为臣所以坐卧不安的原因。即使实际情况如人们所猜疑的那样,也应及时补救察明,认真细致地加以斟酌,不使远近的人们都听到如此传言。为臣担心人们猜疑日益积累会发展成毁谤,天长日久会流散四方,而西、北两地,离我国不远,流言通过传告,很容易传到魏、蜀两国境内。传到西、北两地之日,舆论必然很快产生,将认为我们二宫有背叛的罪过,到时不知陛下将作何解释?如果无法向别国释疑,则也无法使国人释疑。国人心存疑惑,异国借机诽谤,这就绝不能发展巍巍王业、镇守神圣国土了。愿陛下及早发布仁厚诏令,使太子与鲁王像过去一样去以礼敬交宾朋,这样则天清地宁,天下有幸极了。”其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暗地共同依附孙霸,企图危害太子。他们诬陷诽谤,致使太子败落,孙霸也被赐死。杨竺遭到尸体漂流长江的惩罚,他的哥哥杨穆因多次谏诫过杨竺,所以得以免受杀头,但还是被流放到南方的州里去。孙霸被赐死后,又处死了全寄、吴安、孙奇等人,他们都是因为结党孙霸陷害孙和所招来的恶果。孙霸的两个儿子,孙基、孙壹。
五凤年间,孙基被封为吴侯,孙壹被封为宛陵侯。孙基在宫内侍奉孙亮,太平二年(257),因偷盗御马,被收捕入狱。孙亮问侍中刁玄说:“盗乘御马定什么罪?”刁玄回答说:“应定死罪。然而鲁王死的早,希望陛下能哀怜而饶恕他。”孙亮说:“法律,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事,怎能因为是亲人就有所偏袒呢?应当考虑一个可以免他的罪行的办法,怎能以追念死去的亲人情感为理由呢?”刁玄说:“以前赦免罪犯有大小之分,或则普天下之下的大赦,也有千里、百里范围的赦免,听任君主的意向而定。”孙亮说:“能解人意的不正是您吗?”于是下令赦免宫廷内的犯罪者,孙基因此得以免死。
孙皓即位后,追究孙和与孙霸的旧怨,削除孙基、孙壹的爵位封地,同他们的祖母谢姬一起被流放到会稽郡乌伤县。
孙奋传,孙奋,字子扬,孙霸的弟弟,他的母亲叫仲姬。
太元二年(252),孙奋被册立为齐王,居住在武昌。孙权去世,太傅诸葛恪不想诸王处在长江沿岸的兵马争战之地,就将孙奋转迁到豫章郡。孙奋十分气愤,不服从命令,又多次越轨法度行事。诸葛恪上笺书劝谏他说:“帝王之尊贵,与上天相等位,因此帝王即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四海之内,都是臣仆。仇人有善行,不能不举用,亲人有恶行,不能不处治,以此承受天命谐理万物,先为国家着想,后替自己打算,此为圣人制定法度,百世不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初兴,多将子弟封为藩王,及至他们势力过于强大,动辄作出不轨行为,上则危亡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后世以此为戒,认为是最大的忌讳。自光武帝中兴以来,对诸王作了规定,只得在宫内自我娱乐,不得管理百姓,干预政事,与他们相交之人,都有严格的限制,于是他们各人都得以保全自安,各保福运。这便是前代得失成败的验证。近代袁绍、刘表各占有封土,土地并不狭小,人众也不贫乏,只因嫡庶未分,于是断绝了自己家族祖庙的祭祀。这是天下智者愚人共同叹息痛心之事。大行皇帝观察古代借鉴当今,防范抑制事情于萌芽状态之时,从千秋功业上考虑。故此他卧床不起之时,将诸王分遣到各自的封邑,诏令策命十分恳切,法例律令十分严峻,他所戒令的内容,无所不至,确实是想上保宗庙之安,下佑诸王之全,使帝王百代相嗣,没有危害国家的后患。大王您应当上想周泰伯顺从父亲意愿之事,中念河间献王刘德、东海王刘强恭敬朝命的节操,下当节制骄狂横行荒谬错乱的行为,以此作为警戒。而我听说大王不久前来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法度,擅自调集众将兵修护宫室。另外您的身边经常跟随着犯有罪行的人,本当上表呈报,公开交付有关衙门处理,而您却擅自私下杀掉,把事情弄得不明不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的诏令,辅佐导引大王,而大王却不接受采纳他的建议,使他心怀忧惧。华钅奇是先帝的亲近大臣,忠良正直,他所陈述的道理,您应当采纳应用,然而您却听后恼怒华钅奇,有要将他收捕的言语。另外中书杨融,亲受皇上诏令,您本应当对他恭谨肃敬,却说‘我就是不听从禁令,你把我怎样’?听到这话时,群臣无不感到惊讶,无人不感到寒心。俗话说:‘明镜可以照出形貌,古事可以鉴戒今人。’大王应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谨慎小心,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则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如果放弃遗忘先帝的法令教诲,心怀轻慢之意,为臣宁负大王,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尊主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正义,大王所明白知晓的事理。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在其逐渐发展时不忧不虑,将来的后果是无法去后悔的。假如鲁王早早地接纳忠直之言,心怀惊惧之虑,那么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哪来灭亡之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患病者以它为甘甜;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事理者才乐意接受。
今天我诸葛恪等人苦苦思虑想为大王解除尚处萌芽状态的危险,扩大您福运吉祥的基础,故此不自觉地把话说到了顶,希望您能三思。”孙奋收到笺书后十分恐惧,于是移居南昌,但他游玩狩猎更为频繁,官员部属都无法忍受他的命令差遣。及至诸葛恪被诛,孙奋到下游住在芜湖,企图到建业观察事态变化。傅相谢慈等人劝谏孙奋,孙奋却杀了谢慈等人。孙奋因此被判罪黜为平民,流放到章安县。
太平三年(258),被封为章安侯。建衡二年(270),孙皓左夫人王氏去世。
孙皓悲伤思念过度,朝朝对着灵柩哭泣,一连数月不出门,于是民间有人传言孙皓死了,并谣传孙奋与上虞侯孙奉必有一人会被立为皇帝。孙奋的母亲仲姬的坟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猜测此事或许为真,于是前往扫祭坟茔。孙皓听说此事后,将张俊车裂并夷灭三族,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全部诛死,取消了他的封邑。
参考资料: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覆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