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君主大臣改变了相互正常的位次就称为逆,贤与不贤的人职爵贵贱无别就称为乱,违反了服役务农的时节规律就称之为逆,滥行生杀赏罚之权就叫暴戾。违反了君臣的正常位次就使国家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混乱了贤与不贤人的贵贱位序就会使之各自迷失本身的身份职守,动静违逆时令,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君主暴戾就会失去民心。国家失去根本就会受以重创,贤与不贤的人迷失了各自身份职守就会发生僭越侵权之事,失去天佑则会有饥馑凶荒,失去民心就会遭到天下的憎恨。进退动静,都必须以天道作为法则。天道不远,人事的一切举措都应与之协调。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贱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深刻体会上述四项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功仍有所损。如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武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
不要从死亡的角度去阻止新生,不要从永生的角度去阻止死亡,也不要虚张声势徒有虚名。名声超过实际其结果反而是无名。在阳气极盛时,反有阴气孕育着,在阴气极盛时,却有阳气萌生着,这种现象,便称作变异的阴阳规律。阳气萌生于内,已经出现变异的阴阳定律,又不能及时摆正具体对策位置,那么大则国家败亡,小则殃及自身。因此在阳极阴生时,要果断地讨伐开始走向衰落之阳,而在阴极阳生时,要及时扶植新生之阳。天当有定数,这就是至极时就开始走向反面,盛极时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不仅是天地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逆、顺两种阴阳定律都同样是天道决定的,但人类相应的对策却不同。详细说明逆、顺两种定律,这就是在总体上把握了道的准则。强盛的向弱小的表示谦卑,那么有什么国家不能战胜呢?高贵的向卑贱的表示虚心谦卑,那么什么人不能归附呢?贤人向不贤的人表示虚心谦卑,那么国家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呢?
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悬用以测端正,水用以测水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长,用权衡称量轻重,用斗石量多少,用绳准来测度曲直。以上八种度量标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准则。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运行周期,四时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的消息盈虚进退出入自有一定的守则,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自有分际,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法则。地势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隐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不至隐匿不清,这些都是地道所含的法则。国君臣子都各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贤能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公办事,这是人道所应守的法则,是非善恶各有名分,背于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观情形作依据,真实虚假自有事实来判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准则,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楷模。
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功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安抚,这样就会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像那种弃天道、背离人理、处于悖逆之位而尚不省悟的君主,必有杀身之祸。守雌节者虽无忧患却能居安思危,祸患未至却能随时警惕,这便是雌节的含义。而恃雄节者却正相反,祸患已经临头还丝毫意识不到。名声与功绩相符,所以才能长存久安。名声与功绩不相符,名声超过实际,这就弃失了天道,最终必有祸患。厚积黄金珠玉而不分他人,这是惹怨的祸根。盛置女乐珍玩而蛊惑其心,这是生乱的开始。保守惹怨的祸根,培养生乱的苗头,即便有圣人在他的国家,也仍然难以为这样的君主出谋划策了。
参考资料:
《黄帝四经》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后经专家鉴定,认为此书是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汉书.艺文志》曾经著录此书,但汉以后就失传了,学者根据书的内容、文字、篇章数目等研究,认为此书成书时期当晚于《老子》,早于《管子》、《孟子》、《庄子》。它体现了道家学说由老子一派变成黄老学派的转变,对先秦各家各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黄帝四经》于经学研究有极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