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实行德政，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子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废。所以孔子说：“君王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一个人终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文子说：“说出话来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发出令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命令之中含有诚意。”说了却不做，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处境艰难，君子也不会做有失诚信的事情。

　　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道，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侍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到贞观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邪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破坏了治政的原则，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诚如孙卿所说的：“让有智能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能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这是很明白的事。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他说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赢得了太平，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各个少数民族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论语》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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