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为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雷、蒋、谷、鲁,刘为最祖。”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丧离职。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刘颂在郡上疏说: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成就伟业,传给后世,没有忧虑吗!或者说,我的话难道就不能放在圣上的心上!
回想千万年以来的大事,有两条道理。天下国家,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就很难反正。因此思虑能使后世长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当前的政事,政权稳固遗留大业,才能使后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时建立诸侯王而立藩国,使根深蒂固,就会国运延续没有穷尽,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时的国政,遗风遣业传不到后代,即使立藩国,但成就大国基业的制度不建立,后继者衹能凭自己的才智来建国家大业。如果不能依理而行,虽然到了以后的时代,忧患的责任仍然会追究到陛下头上,那时将怎么办!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国家,建立坚不可摧之势,那样天下就没有遣患。
圣明不能传到后世,后继的人不是必然贤明,这是常理。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顺应形势而不是依靠人。顺应形势,指的是分封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县。考察郡县,就使小的政务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势却很危急;诸侯作为藩邦,则会日前虽多失误但从长远考虑却很稳固。圣明的帝王推测前后弊端,权衡轻重之理,包容诸侯的小错误以稳固大的安定,然后足以使国内外藩屏巩固,维持统治天下。武王是圣主,成王是贤能的继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贤能而建立封国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国家大业的长久流传。况且善于谈论今日国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发生的事作为验证。唐虞以前的事,史书记载残缺,难以知道那时的详情。到了三代,就立圣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兴立帝王的亲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们,使他们开国承家,用来保障皇室,使国运久长,其中时间短的五六百年,时间长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朝,罢除诸侯设立郡县,帝王子弟不分给尺寸土地,孤立而无人辅助,两代就灭亡。汉承周、秦之后,诸侯郡县混杂设置,前后两朝各传了二百多年。考察当时是不用分封,虽然诸侯国强弱不同,制度错误百出,很不完备,但从其衰亡的迹象看,常在于同姓王失去职权,诸侯王势力微弱,并不在于强盛。当年吕氏作乱,依靠齐、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国家。七国叛乱时,梁王捍卫国家,终于平定了叛乱。从此以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削夺,仅仅有享受封国租赋的权力,更严重的甚至于坐着牛拉的车子。因此使王莽能够篡夺汉朝,实现了他的奸计,使天下倾覆动荡,祸害百姓。光武帝继起后,虽然封立子弟为王,但不设立成国的制度,国运未能长久。魏氏继承汉朝,禁闭亲戚,关押子弟,因此国运很快倾亡,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长处短处的应验,灾祸福分的征兆,由此可见。又魏氏虽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称帝,但三方尚未服顺,皇权不能凌驾于那些地区,实际上形成战国时各国对峙的局面。大晋兴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灭了吴,可以说是功盖天下,国土比三王时还要广,车船能通的地方,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仆,四海统一,开始于今天。应该乘逭盛大功勋的机会,以及陛下圣明之时,分封国土,使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直至世代相传。
我又听说国家有能臣就安宁,有权臣就混乱。而帝王的制度,国君设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龄大小,设立嫡子用年长的而不是按他们贤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变的。但贤明的极少,没有才能的极多,这原是一般的情况。物类相求,相互感应而聚到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国君在位,就会权臣满朝;贤明的帝皇临朝,就会能臣占据职位。能臣和权臣,都是执掌国事而决断朝政的,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这是何故呢?权臣凭藉权力树立私党,能臣通过权力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祸乱的根源。比较而言,安定的时日少,而混乱的时日多,政教逐渐颓废,想让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这样。假如愚昧劣弱的后继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业,得到中等贤能之才的辅佐,但建立国家的根基不深,没有枝干相辅的局势,那样的话所谓能臣的人也就变成了权臣。为什么呢?国家出现倾覆的势态,当权的人就受到怀疑,被众人猜疑就难以自信,而甘愿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为保护自己的缘故就成了权臣。如果国基深厚,作为屏障的藩国强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会忧惧,过去所说的权臣,现在反而忠诚而成为能臣。为什么呢?从道理上讲国家没有危亡的情势,大臣不受猜疑,忠诚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于不害怕奸邪的缘故。圣明的帝王知道贤能的哲王不会代代出现,因此设立藩国相持的局势来统治大臣。因此一经设立五等爵位,大臣无论忠奸,都会一同尽力守忠,来顺从他们的主上。诸侯一确定,继承的人不论贤能还是鄙陋,也都一样对待,等于没有忧虑。况且封国如果稳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贤能的人将会使国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长治久安。为什么呢?是由于国势本来就容易维持的缘故。
这样说来设立邦国如果能事事合理,就会无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来,到宣王以后,一直到赧王,逭中间有好些代,朝廷没有名臣,但国家没有坠毁的原因,正是由于诸侯的帮助。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比立封国更重要的。邪正逆顺,是维系人心的关键。现在建置藩国,应该审时度势,让诸侯王率义而行,同仇敌忾,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护京城。如果诸侯包藏祸心,因奸邪而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他所凭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为。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难的,陛下应该与通达古今懂得事势的人共同谋划。建立诸侯国,在于使诸侯以藩国为乐,大臣以能在封国的朝廷为光荣,各自福运传承,传到万代;上下同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女,然后才能保持享受福禄,同时保卫王室。现在诸侯王的封土,都超过了古时的诸侯,但诸侯轻视的爵位,大臣以所处的职位为耻辱,没有安定的心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他们地位和郡县相同,没有封国的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建置,应该按照旧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恶不会改变,心愿不会变化。我的愚笨想法,觉得应该早建制度,迟缓就会失去众望,要改变人心将更在十年以后,如早立制度然后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职位为荣,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辅助的事态。如果仍像现在一样,那就祇能是亏损国家的储存物资,白白地浪费粮食布帛,无补于镇守国土保卫皇上的大局。
古时分封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国,后来即便是诸侯王的子孙,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论亲疏,转而废黜疏远的人,来立亲近的人,那就像是郡县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国的制度。现在应该预先实施分封,使十世以内,血缘关系亲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区。十世以后,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后亲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内一样。但建立亲属封国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满了,就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上千年了。现在刚刚开始分封就使亲疏关系倒置,很不合宜。应再次大规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数量,都分封给人,用来使同姓的亲族为王,让亲疏远近不至于错置而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永久安宁。古时的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然后人民很多,境内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备各项制度。现在虽然一封国将近千里,但国力实际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国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应当因时制宜,用来适应今天的局势。所以应该使诸侯王国的礼仪制度少但军队纪律多,但对于古代典制中诸侯国应有的制度都给他们设立健全,对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渐趋于完备,不能立即全部设立起来。要等到车甲器械都齐备了,群臣才佩带彩色服饰;仓库已经充实了,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门;国内充实了,才设置礼乐制度。但宗庙社稷,应先建造起来。至于境内的政务,任用官员,如果是内史、国相的话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级职务以及决断死生、粮食物资、刑罚赏赐、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诸侯王专权处理。我所列举的两点,是这事的大概;其中没有写的,应在这两点范围内的,应以此为准。现在的诸侯国原是一个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设立古时的典章制度,就会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机构,虚设的官制损耗实力。至于刑罚赏赐,是统治下级的大权,权力不重就不能统治众人保卫皇上。因此我的意见认为,想使诸侯有权,就应使他们礼仪少而军队法纪多,但最终仍以能处理今天的事为宜。
周建立诸侯,长久享有封国,和称王的人并存,长久的近千年之久,时间短的也好几百年;汉朝的诸侯王,传位才到曾孙或玄孙辈。人性相差不远,古今一样,而这两代诸侯王享国的年代长短相差太悬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样的缘故。周朝设立诸侯,使封国重于君主,公侯之身轻于国家,因此无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切实振兴继承将要灭绝了的诸侯的封国,因此国家不至于泯减。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各诸侯王就会害怕;后代必然继承国位,所以没有亡国。诸侯王害怕,然后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没有灭亡的诸侯国,天子统治依靠他们,国势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缘故。汉朝设置封国,轻重相同,因此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杀,封国随着灭亡。不崇尚兴继灭绝的道理,因此在下没有稳固的封国。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天子居处在上,势力孤单无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国家灭亡。现在应该改革汉朝的弊端,修复周朝的旧制。即使有失道的国君,被诛杀灭绝,又没有子嗣继承君位,但如果有当初受封的封国的后代,不论亲疏远近,也必然能继承君位。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后代,就设立虚位,等皇子出生,来继承国统,然后使国家继兴而不至灭绝。班固说“诸侯失去封国也是由于法网严密”,所以现在又应放宽对他们的检查。况且建立封国的道理,关系盛衰,大制都确定下来,颁告各封王,昭显盟誓,写在玉板上,藏进金柜中,安放在宗庙裹,副本藏在有关部门。这样的话势寡力弱的小封国也不会有危险,何况万乘之国的主上呢!国君凌驾于难以倾覆的封国之上,就会稳固安全,如华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见,是希望陛下能处于安全的地位,寄托大业于已成之势,就可以没有后患了。
现在乡村没有名士,官衙没有贤才,这是什么缘故呢?对时政的议论不整肃,人们不树立德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名士。下面的人不专管一职,又不进行考核,官吏不尽力,所以没有很高才能的人。没有很高才能的人,就会使国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后进的人没有来源,因此我觉得应该对官吏进行考核并整肃对时政的议论。想富贵而讨厌贫贱,遣是人之常情。圣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这种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将公私利益等同起来,而责成人们按道义来求取财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经过贫苦,想显贵的人必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骄傲,不骄傲就有了廉耻;坚守贫苦的人必然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就能保全节操。这样处理事务,便能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走向富贵的路途;不谋私利的人最终得到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谋求富的人不经过贫苦就得到富,想显贵的人不安于卑贱就得到显贵,公私利益相反,就导致了人情不能没有私心,满足私利不是通过为公的途径,就会常常背弃公而取私利。所以风俗节操一天比一天颓废,公理渐丧,人们谋取富贵,不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这样处理政务,大小事情都难以实现。但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反正。又社会风气奢侈萎靡,竞相营私,众人浑然,庸俗的行为一样,不能一下就整顿肃清,升降悬殊。况且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在于抑制大者,一样奢侈的人中,还有更过分的。应让那些不懂得适合情理而纵情的人,放弃他们显赫荣耀的富贵,一下处在不毛之地;约束自己廉洁朴素的人,受到有俭约德行的报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两种情况分开来,使各得其所。但社会风气奢侈,不能短期内整顿肃清,因此我私下考虑,希望渐渐地来改变。
天下极大,万事极多,帝皇仅一位,如同天日仅有一个,因此不能事事都听取遍览。所以圣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务于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来处理。分职已定,就不再参与,不要日夜操劳,不要怕人说不管事,而是政体应该如此,事势导致这样。为什么呢?刚开始创业策谋,不懂是非,难区别能与不能,很难对官员考察。已经实行以后,按照做事的成败,来区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识别在于考察以后,难以观察在于创造以前,所以帝王常处在容易考察的情况下就很安然,大臣不处在危难之中就会罱。现在陛下常常精于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结果,因此各级官吏处理事务时很少有做得成功与否的忧惧,矫饰文词来躲避眼前将要受到的谴责,所以政事没有处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领以统治臣下,然后大臣的功罪就能通过政事成败表现出来,难以逃脱对他的赏罚。这样就会罪不能隐,功不能没。功不能没,就使贤能的人得到勉励;罪不能隐,就会错误减少日趋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我推测陛下的心意,在于尽善尽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误,所以精心于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没有失误。又因为众多的官员中能胜任的很少,因此不委托政务给他们,宁肯自己终日忙碌。我认为现在想尽善尽美,就应当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于起始则难以考察结果。官员大多不能胜任,也应委任政务给他们,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取得成功,无能的人能够显现错误。错误表现出来就能废除他的职务,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任用,然后贤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来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据官位浪费俸禄来祸害政事。如此不断地实行下去,就会使胜任职位的人慢慢增多起来,年代稍为久远,各部门就都能得到胜任的人才。这样考核,是为政的要务。现在陛下不依靠官员取得成功,而和众位官吏共同谋划事务的起始,就使功罪难以区分。下面的人不能专任事务,身居官位时间不长,因此能与不能难以区分。如何考察他们呢?现在的官员决不会都是贤良的人才,又决不会都是软弱无能的人。但现在想举荐一位忠诚贤良的人,却得不到奖赏;查出一位无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惩罚。等到被免官退职,还自认为不应该,并不是没有才能。升进的人自己觉得不过是资历久和人们的奖誉而已,并不是有功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政务不能使圣上称心,造就是验证。陛下利用现在的法度为政将近三十年,而功业不能日新一日,这原因又在哪裹呢?古人说:“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大凡我所说的,是政体的常规,但古今情况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纵然不能尽得成功的途径,将事务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应上奏的事务,去掉不是急务的,使重大的事情精减大约三分之一。
古时六卿分职,冢宰为首。秦漠以来,九卿执掌国事,丞相为总管。现在由尚书决断,各部门遵照执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门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减省归并。可以分出众多事务交付外寺,使他们有专管的权力,由尚书总管,像古时的丞相。衹有创立法制,决断死生,罢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处理。其余事务由外官专掌决断,年底由台合考察计算功绩就可以了。这样由九卿起始创造,决断实行,尚书记载主持,依法赏罚,其结果必然会更好地考察成绩追究错误。当今执行的人一举一动都受上面指挥,上面有了失误,不能再归罪于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绩,不加责罚。监察部门依法纠举罪责,狱官按罪查清事实,执法的官吏根据讼辞谨守律文,大法虽然相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监察部门和法狱官吏又有些小的差异。狱官注重事实,法吏重文辞,监察部门则想列举大过而略去小误。为什么呢?捆微的过失,谬妄的缺点,这入之常情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会使朝野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就造成所谓本想治理却反而使局面更为混乱的原因。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放宽小罪,抓住纲要就会包罗面广,法纪宽疏就会使小的过失被遣漏,包罗面广就会为政不严苛,这是为政的关键。但从近世以来,监司官员,常常不抓住大纲但对细微过错必加追究。细微的遇错不足以祸害政务,追究的话就会苛捆而更乱;大纲不振,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就会使百姓失业,造就是造成缓急失措轻重颠倒的原因。现在应命令有关部门改正平常的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难,陛下如不喜好支离苛密的案件,必然会责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尽力为公,则祸害国政的奸臣自然会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扰乱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强,而豪强势力足以吓人,财货足以为所欲为,因此官员怯于他的势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纵奸邪,但怕说他任职而不负责,就罗织一些小的过错。使上奏弹劾不断,看起来尽力为公,而扰乱法律不公平却被掩盖。不仅无益于政体,对时政的议论也更多。古人说:“君子的过失,像太阳发生日食一样。”又说:“有了过失但能改正。”又说:“不犯第二次错误。”这几条,都是讲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的言论。如果不至于祸害国政,就都应为法网所遗漏;所犯错误太大,然后加以王法,这是我所说的罪过深浅如何处理的大概。
君子应保全美誉来从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诛杀来警戒众人,这是为政或杀或赦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失,不因小的过失就废免其人,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就会愧对圣明。为什么呢?虽然犯有错误,但轻重悬殊,对于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责罚不同但名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们的声名来自比,惑乱视听,趁著名声可以扰乱,藉力取直。所以对时政议论更不利。大凡纠举过错弹劾失误,是要用来肃清诬陷整顿教化,现在纠举小过,使清议更为颓废。所以圣人深知人情而通达政体,所以说:“不因一点小错误而掩盖了大德行。”又说:“赦免小过,推举贤才。”又说:“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因此戴着冕冠前有玉旒,用丝絮塞住耳朵表示不听信谗言,用意在于对恶人的惩罚必须取其中大的,然后简约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诛杀,这样法禁就容易全备。为什么呢?危害法律在于犯大罪行,却去严谨地搜寻小的过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严禁在墙角缝中偷盗物品的老鼠,又有什么区别。古人说,“鈇铁放弃不用而常使用刀锯,不能为政”,这是说放弃大事而处理小事。当今政务的过失,有点相类似,陛下应当反过来去做,就能做应做的事。
权宜之制不能长期使用,政务乖谬不能保安,这是说攻与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随时宜而产生。有原因而产生,那这一愿望就不可剥夺;事情没发生变化以前,那时机也不可违抗。圣明的为政之道,会迅速去处理,等不到下车,因此能一举一动合乎时机,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们服役住家,各在一方;这既是形势所需要,又不得意,权且用于一时,以应付急务,并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积年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实在是因为他们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统一,知道暂时不能求得安宁的缘故。所以心甘情愿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样,视危险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吴的时候,天下想望平静,但东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将士武吏,戍守长江沿岸,或者给京城在水上运输物资,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人分离,都不安宁。又不习水土,运输劳作频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灾患,这种情势不可长久。这些事应当很好地加以解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魏氏人役交错,也应改革旧法。这雨点做得合理,百姓就会十倍于今天地感恩戴德,妪歌欢乐的生活。自董卓作乱到今天,将近百年,天下苦于劳役,人丁艰难到了极点。天下统一,开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宁,不是凭空虚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确实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让受各种劳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区,兵卒守备在各自的家乡,的确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静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处就难以计算了。
政务千头万绪,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难以全部在奏疏中列举,提纲挈领,关键在于三条。想要政治清静,清静在于减少劳役,减少劳役在于无马而治。想使仓库充实,则在于发展农业,而利农在于平耀粮价。为政在于申明信义,申明信义在于简选贤能,简选贤能在于任官时间长。使官员任职长并不是困难的事,让他们在位连任,如果才能不合适,就不要让他转任他官,这样事情就能办好。平耀粮价现在已经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备的可以补充完善,就能储蓄谷物。要无为而治没有别的方法,减轻烦重的劳役,抑制像是有益实则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静了。这三条一旦实施,虽然还不足以纯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宁是绰绰有余的。国家的利益,在于天地自然之财富,也就是农业。所建立的制度为农,就会有功益。如果妨碍农业,都专务于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实则有害的做法。但现在天下有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停下来,有的花费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废弛,但到了最后会大有好处。农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到后来有了妨害,在于有些事开始时看来似乎不要紧,但最终成了大患,应该反过来做工作,用来堵塞住这种祸患的发展。又如黄河、汴水合堤,沈莱治理,这些劳役不能停下来。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如果不是此类,就以此为准则,才可以用劳役,其余都专务于清静而与民休息。但要能精于计算轻重,权衡利弊,知道该兴什么废什么,这很难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干,不能胜任。创业的伟大,功勋在于垂范,使后世的人有所依赖得到安宁。安宁的局面,虽然看似昏暗实则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济世功业的人,实际在于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于使国家清静。至于修建官署,诸如此类的役作往往伤于过于奢侈,这些用不着担心不做,将来会不等陛下下令就会做。至于承受前代的遣业,依靠时日,实际在于前代的遣风能得人心,他们的余业可以匡救幼弱,但现在勤于所不需要的事,却损伤了所依靠的事。造两点,哪些事急需解决,陛下如稍微加以考虑,详细选择合适的事,就会天下大治了。
社会上的议论,私下将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认为圣德的兴隆还是衰败,在于后世,不在当今。为什么?陛下就像龙凤飞翔,应时登上帝位,有创业的大功。扫荡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为百姓着想,有孝顺节俭的仁德,超过了百王,又有这一功德。做事无论巨捆,一举一动都成法度,又有这种品德。如果处理好在位时的国政,建立巩固的封国,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遣迹,考察功绩,那实在能和汤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遣番话,并不是褒扬虚美陛下的说法,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要问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优秀的史官在记载功勋的时候,没有写好,非常可惜。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务的人士参与陛下的谋虑,等实行的年代稍长久,最终必然会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论。
又议论对肉刑的看法,见于《刑法志》中。下诏回答说:“得到陈奏建立封国制度,应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齐法,应该恢复肉刑,以及谈到六州将士之役,居官任职的方法等,所陈奏的各条,我知道了你在忠心为国。以后有事仍请全部奏报。”
元康初年,刘垣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正遇上诛杀杨骏,刘颂驻扎守卫殿中,当天夜裹,下诏任命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书议论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时论的称赞。很久以后,转任吏部尚书,设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职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赏罚分明。当时贾郭专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迁,这一制度最后不能施行。
赵王司马伦杀害了张华,哭得很悲痛。他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又高兴地说:“茂先,您还有后代啊!”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此事,大怒,但惧于圣堕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绩,认为应加九锡,百官不敢提出异议。惟有型堕说:“昔年出给堕加九锡,垫给置加九锡,都是一时使用,不能当常礼推行。现在宗庙平安,即使皇后被废黜,专权的奸臣受到诛杀,但过去周勃杀诸吕而推尊孝文,霍光废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没有给予九锡的成命。现在违背旧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时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锡的建议,请不要施行。”张并对此愤怒不已,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党羽,将要杀他。孙秀说:“杀了张华、裴颁已经伤了人望,不能再杀了刘颂。”张林才罢手。便任命塑堕为光禄大夫,在他官署前设有行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吊唁祭祀,赐给二十万钱、朝服一具,谧为贞。中书侍郎刘沈奏议,称刘坛为当时小辈,应赠开府。孙秀平素忌恨他,没有允许。颂无子,抚养弟弟刘和的儿子刘雍早死,又以刘雍弟弟型翅的儿子型历为嫡孙,继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诏因刘颂杀贾谧时统摄百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赐给食邑一千五百户. 刘颂的弟弟刘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伐县时,抓获了张悌,多次升官至积弩将军。到武库发生火灾,刘彪出主意拆断了与着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抢救出来很多珠宝器物。历任荆州刺史。刘颂的二弟刘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荣阳太守,还未上任,逝世。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人家的后代,和刘颂是近亲,由他姑姑家收养,改姓陈。中正刘友以此事规劝他,刘颂说:“舜以后姚虞、陈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礼律不禁。现在我家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刘友正想条列奏上。被速画所阻止,因此未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麸、基毯说:“乡人中谁最委屈?”二人都说:“刘友委屈。”型堕变色呵斥他们,鉴堂辩解说:“刘友因私自议论冒犯明府是错了,但乡人公论说他委屈。”刘友前后被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等职。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境外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道:“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L光、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驳议说:“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李重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又上疏说:“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
参考资料: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