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姚思廉，字简之，雍州万年人。父亲姚察，在陈代做过吏部尚书，入隋历任太子内舍人、秘书丞、北绛公，学问兼及儒学和史学，在隋、陈二代地位显要。陈亡后，姚察从吴兴迁到关中。姚思廉年少时就随父亲学习汉代历史著作，能完全继承家传的史学，勤学寡欲，从不过问家人产业方面的事。在陈朝任扬州主簿，入隋后任汉王府参军，因居父丧辞去官职。当初，姚察在陈代时曾撰修梁、陈二史，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临终时嘱咐思廉继续完成撰修梁、陈二史的遗志。接着思廉的母亲去世，他在坟墓旁结庐居丧，人愈加羸弱瘦削。居丧期满，任河间郡司法书佐。思廉上表陈述其父遗言，隋炀帝下诏准许他继承父志续撰梁史、陈史。后来炀帝又令思廉与起居舍人崔祖浚撰修《区宇图志》。

　　隋末，思廉任代王杨侑的侍读，适逢义军攻克京城，杨侑的府僚惊骇得各自奔逃，只有思廉侍奉代王，不离代王左右。义兵攻打进来准备上殿时，思廉挺身而出，厉声对他们说：“唐公起义兵，本来是为了匡正隋朝的王室，你们不得对代王无礼！”士兵们被他大义凛然的话说服了，于是列阵在大殿阶下。唐高祖听说这事，认为姚思廉的行为合乎义理，允许他扶代王到顺阳阁下，思廉拜泣而去。

　　看的人都感叹地说“：是个忠烈之士啊！仁者有勇，就是说的这样的人啊！”

　　唐高祖李渊接受禅让建立唐朝，授思廉为秦王府文学官。后来太宗征伐徐圆朗，思廉当时在洛阳，太宗曾随口谈到隋代灭亡的事，感慨地赞叹说：“姚思廉不怕杀头，保护君主表现了忠君大节，与古人相比，也相差不了什么！”因此赠给他绸帛三百段，信上说：“念及节义之风，所以有这些赠物。”不久提升思廉为文学馆学士。太宗被立为太子，思廉升任太子洗马。

　　贞观初，思廉升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画他的肖像并将它列在《十八学士图》中，命文学褚亮为他的肖像写赞语，说“：志苦精励，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贞观三年(629)，思廉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吸取谢炅等诸家梁史著述成果，续成父书，并推求研究陈史，参考傅纟宰、顾野王所修的旧史，删削补充，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然裁决写定《梁书》、《陈书》的总论，这二书编次删削，都是思廉的功劳，太宗赐给他彩绢五百段，并升任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思廉因为是藩王府的旧属，深受礼遇，政事上的得失，太宗常让他私下密奏其意见，思廉也能直言无隐。有次太宗准备到九成宫游玩，思廉进谏说：“到离宫去游乐，是秦始皇、汉武帝的行为，本来不是尧、舜、禹、汤那些圣明君主的行为。”言语非常恳切，尖锐。太宗解释说：“朕有气病，天热病就马上加剧，本来不是生性喜好游乐玩赏。”因此赐给思廉帛五十匹。贞观九年(635)，拜思廉为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贞观十一年(637)思廉去世，太宗深切悼念惋惜他，停止上朝一天，赠给他太常卿的封号，谥号康，赐葬地于昭陵。

　　颜师古，雍州万年人，是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孙子。其先本是琅笽临沂人，世代在江左为官；到颜之推先后在北周北齐做官时，才入居关中。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因学识文才受到人们的称许，武德初年曾任秦王府记事参军。师古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博览群书，尤其精于训诂之学，擅长写文章。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推荐，被任命为安养县的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轻体弱，因而问他说：“安养是个难以治理的县，如何能担当此任？”师古回答说“：割鸡焉用牛刀。”杨素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师古到任后果然以办事能干，把地方治理得好而闻名。当时薛道衡是襄州总管，与其祖是旧交，又喜欢师古的文才，有所著作，曾让他指摘文章中的毛病，与他非常亲昵。后来师古因事被免官回到长安，十年之间不被起用，生活无着，靠教授学生维持生活。

　　李渊起义反隋，师古到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跟随平定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当时军国政务繁多，凡是诏令，都经他亲手完成。他明于政务事理，所草拟的册奏工整美好，是当时他人所不及的。太宗即位，擢升他为中书侍郎，封为琅笽县男。师古因母亲去世离职。居丧期满，恢复中书侍郎之职，过了一年多，师古因事被免去官职。

　　太宗认为经书经历的时间久远，在长期的辗转传抄过程中文字讹谬很多，命令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师古做了很多订正，五经定本撰成后，上奏皇上。太宗又召集诸儒重新进行详细的评议，当时诸儒对承袭的师说相习已久，都一起非议五经定本。师古总是根据晋、宋以来的各种古今版本，对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做了清楚明白的回答，广征博引论据详明，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诸儒没有不叹服的。于是太宗令师古兼任通直郎、散骑常侍，把他考定的书颁布于天下，令读书人学习。

　　贞观七年(633)，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订古书的工作。所有大家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清楚，说明其深隐的本源。那时他多引导后进的学者进行校雠，师古抑制家世清贫、门第不高的人，让出身富贵、有权势的人占先，即使是富商大贾也引荐提携他们，众人非议说师古收受贿赂，因此出京任郴州刺史。师古还未走，太宗惜其才，对他说：“卿的学识，可称是优良的，可是尽孝当官，却不能被社会上公正的舆论所赞许。现在授郴州刺史，是卿自作自受。朕念及卿从前受差遣、任用，不忍远弃，卿应当深刻地告诫自勉。”于是重又授师古任秘书少监。师古已经仗恃自己的才能，又早受朝廷驱使，屡次被任用，到多次有罪受到谴责后，心里非常沮丧。从此关起门来不与外界来往，杜绝宾客，放意园林亭院，戴着葛布头巾身穿粗布衣服，然而搜求古代遗踪和古董器物，深爱不已。不久又奉诏令与博士等撰定五礼，贞观十一年(637)，五礼修成，师古晋升为子爵。当时承乾为皇太子，命师古注释班固的《汉书》，师古对《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看重。太子承乾奉表呈给太宗，太宗命令将师古所注之书收藏入秘阁。赏赐给师古帛物二百段、良马一匹。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准备去泰山行封禅礼，主管的官吏与公卿和诸儒博士一起详定封禅仪式，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任封禅使，当时的舆论者争相发表不同见解。师古上奏说“：臣撰定的《封禅仪注书》在贞观十一年(637)春修成，当时诸儒参与评议，认为适中。”于是太宗诏令公卿审定师古新撰封禅仪注可否，大家多依从师古的说法，然而泰山封禅礼最终没有成行。师古不久升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贞观十九年(645)，师古跟随太宗东巡，在途中病故，时年六十五岁，谥号为戴。有文集六十卷。他所注释的《汉书》和《急就章》，在当时广为流传。永徽三年(652)，师古的儿子颜扬庭任符玺郎，又上表奏呈师古所撰的《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令将书交付给秘书阁，依例赐给颜扬庭帛五十匹。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他的祖父孔硕，是北魏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法曹参军。颖达八岁从师学习，每天诵读千多字的书籍。到成年后，他更加明悉《左氏传》、郑玄注的《尚书》、王弼注的《周易》、《毛》、《礼记》这五部儒家经典，还擅长算术和历法，会写文章。同郡刘焯是名扬海内的学者，颖达上门求教，刘焯起初很轻视他不以礼相待，等到颖达请教质疑答难问对，多出人意料，刘焯立即改变了态度，以礼相待。孔颖达坚决告辞回家，刘焯本想留他共同磋商学问，他也没有答应，回家从事教学授徒的工作。隋炀帝大业初年，颖达应举明经科获及第，授任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召集各郡儒学官吏到东都洛阳，命令他们与国子监的秘书学士一起论辩经学中的问题。颖达论难答对舌战群儒而一举夺魁。那时颖达最年轻，那些先辈宿儒因被他驳倒羞愤怀恨，暗中派刺客谋害颖达，礼部尚书杨玄感把孔颖达藏匿在府中，因此才幸免于难。不久颖达补太学助教。接着隋朝大乱，颖达避难到武牢。太宗平定王世充后，召颖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626)，提升颖达授他国子博士。贞观初年(627)，颖达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

　　当时太宗刚刚即位，留心各种政务，颖达多次进谏忠言，更加受到太宗亲近信任。太宗曾经问他说“：《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说什么？”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施教化，是想使人因谦让而愈有光辉。自己虽然有才能，不骄傲自大，依旧向没有才能的人求访能做到的事。自己的才艺虽然多，仍然认为少，却向才艺少的人求教更多的。自己虽然有知识却像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自己的知识很充实却像知识空虚的人一样，不仅仅匹夫庶人要这样，帝王的德行，也应该像这样，帝王内心蕴藏着神明，外表却需表现得沉静无为，使别人感到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经》称这是‘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如果处在极其尊贵的地位，炫耀聪明，凭才势压人，文过饰非拒不纳谏，那么上下就会感情隔阂，君臣之间思想相互背离，自古以来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这样而造成的。”太宗非常满意他的回答。

　　贞观六年(632)，颖达接着被任命为国子司业，过了一年多，又迁升为太子右庶子，依旧兼国子司业。与群儒到明堂议论礼历、经义，都采用他的意见。又与魏征撰成了《隋史》，被加位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637)，又与朝中贤德的人修订《五礼》，所有疑难不通晓的问题，都经商议做了定论。书成之后，晋爵为子，朝廷赏赐绢帛三百段。由太子废为庶人的承乾命令孔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根据文章表达意理，更加发扬光大以正言讽谏的方法，学者都颂扬他。太宗因为颖达在东宫多次纠正劝谏太子，太宗给他和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638)，拜他为国子祭酒，仍旧在东宫给太子讲学。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亲自到国学观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大礼，命孔颖达主讲孝经，讲完了，颖达进献《释奠颂》，太宗手诏褒奖赞美他。后来承乾不遵循法度，颖达常常冒犯太子的威严直言规劝他。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对孔颖达说：“太子成长，怎么适宜多次受到人在当面斥责他的过失。”颖达回答说“：蒙受国家的厚恩，即使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直言谏劝更加恳切，承乾不能接受。

　　这以前，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群儒受诏命撰定《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卷，名叫《五经正义》。太宗下诏令说：“卿等博识通达古今，经义名理详备广博，考证前辈儒家的不同学说，符合圣人精深的主张。确实是不朽的。”交给国子监施行，赐给颖达绢帛三百段。这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的《五经正义》，太宗下诏命颖达重新审定。审定正义的事终究没有完成。贞观十七年(643)，颖达因为年老辞官归居，贞观十八年(644)，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颂扬他说：“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见精义，像彩霞满天，演说辩驳像狂飚骤起。”贞观二十二年(648)，颖达去世，太宗特许他陪葬昭陵，赠封太常卿，谥号为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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