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原本是十六国时北燕国君冯弘的后裔。冯弘因不能忍受投降北魏,逃亡去了高丽国,派其子冯业带领三百人飘海归顺晋。冯弘灭国之后,冯业留在番禺,到了他的孙子冯融,侍奉梁朝任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冯宝,娶了岭南高凉的越族大姓洗家的女儿为妻,因而成为高凉地区越族的首领,梁朝委任他为本郡太守,传到冯盎已是第三代了。
隋朝仁寿初年(601),冯盎任宋康县令,潮、成等五个州的僚人反叛朝廷,冯盎快马飞驰到京都,奏请平定反叛的僚人。文帝诏令左仆射杨素与他共同讨论僚人反叛的情形势态,杨素对他感到惊奇,说:“想不到蛮荒异族中竟出现了这样的人!”文帝立即下诏命令冯盎征集长江、岭南的军队攻打反叛的僚人。平定反叛后,冯盎被委任为汉阳太守。他随从炀帝征伐辽东,迁升为左武卫大将军。
隋朝灭亡,他跑回岭南,集聚民众,自任首领,统率部众五万人。番禺、新兴的著名反叛者高法登、洗宝彻等人受林士弘的节制调度,杀戮官吏,冯盎领兵打败了他们。洗宝彻的侄子名叫洗智臣,又集聚军众与冯盎对战,冯盎率兵进讨,两军刚交锋,冯盎就脱下战袍大喊:“你们认识我吗?”敌方军众扔下武器,脱下战衣露出上身向他叩拜,反叛者的队伍因而溃散。冯盎俘虏了洗宝彻、洗智臣等人,于是占据了番禺、苍梧、朱崖的地盘,自称总管。有人鼓动冯盎说“:隋朝已是末世,分崩离析、时局动荡,国内大乱;唐王虽然应运而生,但他的影响、教化尚未使人信服,岭南、百越之地尚无所归属。明公攻克平定了二十个州,占地方圆数千里,名份还未确定,请加‘南越王’名号。”
冯盎说:“我家居留百越之地已经五代了,州郡长官所辖之地仅我一姓,子女玉帛我都有了,人世间的富贵,像我这样的就少有了。我常常忧虑有辱先辈创下的基业,我还要自立为王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冯盎才献出他据有的地盘归顺朝廷。高祖将他原据有的地区划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个州,委任冯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他为越国公。委任他的儿子冯智戴为春州刺史,冯智..为东合州刺史。
后冯盎改封为耿国公。贞观初年(827),有人告发冯盎反叛,冯盎率军到本地区边境抵御。太宗诏令右武卫将军蔺谟调集江、淮的士兵准备前去征讨,魏征劝谏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乱给黎民带来的疾苦尚未平复,大规模战争之后,流行疫病正盛;况且王者的军队不应为了蛮荒异族轻易举动,战胜了它称不上威武,战胜不了它却是耻辱。而且冯盎不像天下未平定时那样攻占州县,又在边远的异族地区,如今国内已经安定,他还有何希冀?反叛尚未形成,应当以仁德去安抚他,冯盎感到忧惧,必定会自来朝见天子。”于是太宗派散骑常侍韦叔谐前往开导冯盎,冯盎便派他的儿子冯智戴入宫侍奉皇帝以示守诚不二。太宗说“:魏征一番话,胜过十万军队。”这时,蔺谟率领的军队已经出发,想以此建功,派副将回朝向皇帝禀报冯盎可以攻打的情况,太宗不准许进攻冯盎,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
贞观五年(631),冯盎进京朝见太宗,太宗设宴接待,赏赐给他非常丰厚的物品。不久,罗、窦各洞的僚人反叛,太宗诏令冯盎率领军众二万人担任进讨诸军的先锋。反叛的僚人占据险要关隘,无法攻破,冯盎手持弓弩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箭射完了,胜负就清楚了。”他连发七箭射死敌军七人,反叛者的队伍溃逃,冯盎挥兵追击,斩杀敌军首级一千余级。
太宗下诏冯智戴返回岭南省亲慰问,赏给的财物无法计算,赐给的奴婢达万人。
冯盎善于为政之道,亲自查阅财务出纳簿册文书,揭露举发隐秘的行奸作恶的人和事,深得黎民欢心。死后,朝廷赠给他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职衔。
冯盎有儿子三十人,其中冯智戴著名于时,勇敢又有谋略,能抚慰军众,拥有为他舍命效力的军士,下属的地方首领也都乐于受他统辖。他曾经随父亲冯盎到洛阳,统领本部的精锐士兵值夜守卫。隋炀帝被杀后,他率领部下逃回岭南。这时盗寇众多,五岭一线道路断绝,冯智戴沿途转战前进。到达高凉时,当地的俚族首领胁迫他充当反叛的主谋者,适逢冯盎来到,冯智戴正好和其父一道离去。后来,他入宫侍奉太宗,太宗对他加等犒劳赏赐,授予他卫尉少卿官职。
太宗听说他善长用兵,指着天上的云团问“:下面有敌军,现在可以攻打吗?”智戴回答说:“云的形状像树木,方位正在‘金’(西方);‘金’锐利、木柔软,攻打它必胜。”太宗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异。冯智戴的官职做到了左武卫将军。死后,赠给他洪州都督的职衔。
参考资料: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