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绛建议、请求后才开始的。

　　出使契丹，回朝后，请求任邓州知州。离州城一百二十里，有个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来得远，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边筑新土做防堤，俗称为墩，大小墩又有几十个，一年坏多次，每次墩坏总要调百姓筑。奸人储蓄有筑墩用的柴草，为了人为制造急用柴草的时机，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查出历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门堰的遗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它曾堵蓄河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粮田多达三万顷。谢绛上奏请求批准重新修复此工程，说它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将水给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谢绛因文学著名一时，他为人有修养、廉洁、宽和有涵容，所到之处，大兴学校，曾奏请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授学生，自远而来就学的有几百人。好接济族人，喜欢宾客，因此，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儿子有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谢景回。谢景平好学，著有诗书传说数十篇，最后官任秘书丞。谢景回死得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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