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梅尧臣字圣俞，宋宣州宣城人。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在作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诗，有一种深远而淡泊的意境，并常于平淡中显现匠心独运的奇巧。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诗才没有被人们发现。后来，梅尧臣以父荫而入官，为河南主簿。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发现并惊叹他的才华，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并相互吟诗酬唱，抒发情感。欧阳修也与梅尧臣结为诗友，并自谦不如梅尧臣的写诗才能。梅尧臣因受到知名前辈的夸奖与鼓励愈发兢兢业业，潜心苦读，终于在宋代文坛上名声大振。自宋以来，像梅尧臣那样，专以诗才之名流芳后世的人实不为多。梅尧臣曾对人说“：大凡做诗，要注意立意新颖，语言考究，发前人所未发，感前人所未感。而且，能自如驾驭难写之景，使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能使读者感受到诗句之外深远而美妙的意境。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后世都以为梅尧臣的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与精彩。

　　梅尧臣曾先后做过德兴县令，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等地方官。大臣们屡次举荐梅尧臣任馆阁之职，因而梅尧臣得以受皇帝召试，并被赐进士出身。随后升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曾参与修撰《唐书》的工作，可惜书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奏呈皇上，梅尧臣就辞世了。皇帝为了酬答他的功绩，特将他的一个儿子起用为官。

　　宝元、嘉..年间，梅尧臣随宋仁宗参加郊庙祭典，并献上赞美诗，还曾向皇帝上书谈振军备战之事。梅尧臣为《孙子十三篇》做过注，撰有《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尧臣家庭清贫，他自己喜欢饮酒。名贤及士大夫多与之交往甚密，并常常是带着酒到其家与之共饮。梅尧臣十分健谈，且无所畏惧。嬉笑怒骂之情皆寄寓于诗中，晚年尤其如此。有人曾得到过西南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件布衣，发现布衣上绣织有梅尧臣的诗句，可见梅尧臣在当时的名声是何等之大了。

　　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学习，但在参加进士及特殊才学的考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于是苏洵将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烧，关门闭户苦读诗书，终于精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将他们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学者们写文章都仿效苏氏文风。苏洵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录，现将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心术篇》说：

　　做将帅之道，应当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倾覆于眼前也不变脸色，麋鹿出现在身旁也不眨眼睛。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对付敌人。对于士兵要使之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诱惑恐怕也不好指挥。只有正义之气可以激励士兵，也只有士兵的正义之气被激发出来之后，才可以跟随将领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凡要进行一场战争，必须做到战争之前注意养财，搞好物质准备工作；即将开战的时候要注意养力；战争开始后要注意养气；战争胜利之后，要注意养心。具体说来，所谓养财，就是要谨慎地燃起报警的烽烟，注意派士兵侦察摸清敌人的底细，使老百姓无所害怕，无所惊慌，从而安心种田，发展生产，准备财力；所谓养力，就是要丰厚犒赏士兵，使之养精蓄锐，无精神负担；所谓养气，就是要使士兵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所谓养心，就是用人不尽其所为，以保其有一个正常的心理态势。总之，要让士兵蓄有怒气，怀有欲望，并且不让这种怒气发泄干净，不让这种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有怒气就会有勇气，怒气不尽则勇气不尽。有欲望就会有贪念，欲望不尽则贪念不止。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统一了，士兵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发动七十场战争而士兵始终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将帅要有智谋和威严，士兵就不要太聪明了，使之愚钝一些为好。因为将帅有智谋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测；有威严就使士兵不敢违抗命令；士兵愚钝，就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将帅，就会效忠将帅而不怕死。大凡调兵遣将，必须做到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可以冒险发奇兵。三国时，魏将邓艾越过悬崖峭壁突然攻击蜀军，如果不是蜀主刘禅的无能，则邓艾的百万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邓艾之所以敢这样出奇兵，就是因为他了解刘禅的无能。所以说，古之贤将不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敌人挑战，而且能通过对其将帅情况的分析试探而摸清敌军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了。

　　作为主帅，应该是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所谓知理即是知道战争的意义和目的，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不屈不挠；所谓知势即是知道战争的形势，只有这样，主帅才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沮丧；所谓知节即是知道掌握战争的节奏及用兵的节度，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伸缩进退自如。主帅应不为小利所动心，不为小患而不安，因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军的技艺与本领。要把心思用在处理大利大患方面。只有深怀技艺与本领而又自爱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忍可以应付百勇，一静可以制服百动。

　　军队总有长处和短处，这在敌我双方都是一样的道理，试问：“我之所长，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当然不敢与我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来不用，敌人也会硬与我争斗，怎么办呢？”答曰：“虽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现出顽强抗暴的精神，敌人就会怀疑而退却。而对于我之所长，应悄然加以掩蔽，敌人就会因轻视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长短之术也。

　　善于用兵的将领，要使士兵无所顾忌而有所依恃。士兵无所顾忌才会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会对战争充满信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手中拿着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凶猛的老虎时，大家都会呼喊着一起围攻老虎，而如果我们空手无依恃时，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会畏而却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为将。即使穿内衣睡觉，但只要你以手按剑，取时刻警惕的态势，则强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么孩童也可举弓将你射杀。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要始终保持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只有这样，你才能显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远虑篇》说：

　　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懂得经略之策，精通权术之道，深悟心机之要。拥有黎民，拥有群臣并拥有腹心之臣。经略之策，可让天下黎民人人知晓，权术之道，不可让黎民知道但可让群臣知道，而对于心中之机要，则只能让个别心腹之臣知道。如果圣人不懂运用权力，就不可能办好国家的事务；如果圣人没有心机，就不可能成就万世之功业。这些道理都是不便让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机既然不可外泄于群臣，那么皇帝与谁商议定夺呢？显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说，心腹之臣对于皇帝来说不可一日没有。后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仁义夺取天下，以礼乐守护天下，不免盲目得出“圣人无机”的结论，但是我仍然认为，圣人如果无心机，是不能夺天下与守天下的，只不过三代圣人之心机不如后世圣人心机之诡诈，所以后世之人往往不易轻易发觉。

　　有心机，必须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个心腹之臣都能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说，禹、汤、武王之心机与三个心腹之臣相应和才成就了万世之功业。三代以下的齐桓公、晋文公分别有管仲和狐偃为之谋划；此外，吴王阖闾拥有伍子胥，越王勾践拥有范蠡、文种。刘邦在夺天下与守天下的过程中，先后任用过韩信、黥布、彭越、曹参、樊哙、滕公、灌婴、郦生、陆贾、枞公等，然而只让心腹之臣留侯与赞阝侯二人参与奇机密谋。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过是房玄龄和杜建德二人。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机可以成就善业，小人有心机可以造就恶业。如果有心机，即使是恶业也可达成；如果无心机，虽然是善业恐怕也难以完成。所以说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没有。司马氏可以说是魏之叛臣贼子，然而他有贾充之徒作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达成恶业。反观陈胜、吴广，他们可称得上是秦时的英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就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心腹之臣没有心机，即使有心机也外泄了。无心机与有心机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设陷阱，或者是设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伪装一样。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操行风度高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感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道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道“：我将要把这些都做成袜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种口实。文同起初考中进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崔公度曾经和文同一起同任过馆职，在京都南面遇见了文同，两人都没有说话，等到将要分别，文同只是说“：明天你还来吗？我要与你话。”崔公度把“话”听成了“画”，以为文同要给他画。第二天再往，文同对他说：“我要与你话。”说完左右查看，好像怕有人听到的样子。崔公度方才恍然大悟，知道文同将要对他有话说，并不是要给他画。文同说：“我听到人们传说人如果平时不乱说一句话，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超过鼻子，你看我的舌头怎样。”于是就吐出舌头，把他的舌头折成三叠像烙的饼一样，又引伸它抵到眉间，崔公度当时大为惊奇。及到京中听说文同已经死了，崔公度才知道他所见到的文同并不是活着的文同。文同虽然死了，但他写的《丹渊集》四十卷却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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