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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汤鼐,字用之,寿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考中进士。授行人职,又提升为御史。

  明孝宗继位,汤鼐首先弹劾大学士万安欺君误国。第二天,诏令他到左顺门,宦官排列森严,并命令汤鼐跪下,汤鼐说“:令汤鼐下跪的,是皇上的圣旨,还是太监的意思呢?”宦官说“:有圣旨。”汤鼐大声说:“臣所说的是有关国家大事,为什么留在宫中不发下来呢?”不久万安被赶出内阁,汤鼐也到京郊掌管登记清理皇家马匹事务。汤鼐在畿辅以快递的形式上奏说:“陛下处理朝政之余,应该选择正直、谨慎、敦厚的像刘健、谢迁、程敏政、吴宽这样的大臣,每天和他们在便殿讲学论道,以为治政的根本。至于内阁尹直、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侍郎黄景,都是奸诈邪恶的无耻之徒,有的靠巴结宦官得到晋升,有的依靠谄媚而得宠幸。如果不及早驱逐,必定蒙蔽皇上。司礼宦官李荣、萧敬先前被言官弹劾罢免官职,不久靠巴结又进入宫中,就专门挑言官的过失,几乎尽将言官贬出朝廷。致使士气萎靡不振。对他们应该按律判罪,不能姑息。对那些靠攀附巴结得官的,请全部将他们安置在有瘴气的边远地区,以此警戒天下。并且召回辞官回乡的尚书王恕、王..、都御史彭韶、佥事章懋等,以及召还因进言而被贬斥的诸位廷臣,以鼓励风骨、气节。”奏疏送上,皇帝说知道了。

  弘治元年(1488)正月,汤鼐又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侍郎倪岳、张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也说:“少傅刘吉同万安、尹直一样奸诈贪婪,万安和尹直受到斥责,而刘吉却升官,不以为耻辱。请求重新申明升降的原则,以明确奖惩。”又弹劾李荣、萧敬,而举荐因罪降级的进士李文祥为台谏。尚书王恕因为盛夏天气炎热请求暂停御前讲席,汤鼐极力阻止,言语得罪了王恕。

  此时,孝宗更新朝政,广开言路。新任官员纷纷想建立功绩来自我表现。机密奏章不断地呈献在皇帝面前,其中颇有些激烈的攻讦之词,汤鼐的态度尤其坚决。他所抨击的有时还包括天下有声望的人物,因此大臣大都很害怕,而刘吉更是不能忍受。派人去诱惑御史魏璋,说“:如果你能除掉汤鼐,让你负责都察院事。”魏璋很高兴,他日夜寻找汤鼐的过失。不久,发生了吉人案件。

  吉人是长安人,成化末年考中进士,任中书舍人。四川发生饥荒,皇帝派遣郎中江汉前去救济灾民。吉人说江汉不能胜任救灾工作,应该派遣四位使臣分道救济,并且挑选有能力的御史作为巡按,这样才能对救灾事宜有利。于是推荐给事中宋琮、陈..、韩鼎,御史曹瞞,郎中王沂、洪钟,员外郎东思诚,评事王寅,理刑知县韩福以及寿州知州刘概可以作为使臣的人选,而巡按之职则汤鼐足以充任。魏璋就起草奏疏,在未获本人同意情况下署上御史陈景隆等的名字,疏中称吉人违抗皇帝旨意,私下结成朋党。孝宗发怒,将吉人逮捕关进皇家监狱,命令吉人供出其党名字。吉人回答有汤鼐、曹瞞、东思诚、刘概、韩福。魏璋又怂恿御史陈璧等说“:曹瞞、韩福、东思诚不是吉人同党,其党是汤鼐、刘概以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知州董杰等。刘概曾送汤鼐白金,并写信给汤,信中说晚上梦见一个人骑牛差一点摔下去,汤鼐用手拉住才没倒,又梦见汤鼐手拿五色石将牛引上道路。并且解说梦境,说:‘人骑牛就是朱字,这是国姓,意思是说国家将倾覆,全靠汤鼐扶助,并且引导君王执政。’汤鼐、刘概等互相标榜,诋毁时政,请求连同李文祥、邹智、董杰逮捕治罪。”疏呈上,刘吉从中操纵,全部捕入皇家诏狱,意欲将他们全都置于死地。

  刑部尚书何乔新、侍郎彭韶等持反对意见,朝廷外边的舆论也愤愤不平。于是将刘概以散布妖言罪处以斩刑,汤鼐受贿,贬戍肃州;吉人欺君罔上,削去官籍;邹智、李文祥、董杰都被贬职。吏部尚书王恕奏道:“律令重判妖言,是指的制造符..图谶之类。刘概信中言词虽然荒谬,的确是由于汤鼐多次论及事情时不考虑自身利害,而推崇汤鼐。现在判为妖言,假若有制造如亡秦谶言的,那再判什么罪?”皇帝见到王恕奏疏有些心动,下令暂且关进牢狱,不久在夏季的重新审理中,何乔新等说:“刘概本不应按妖言定罪,况且他五岁失去父亲,没有兄弟,母亲孙氏守寡三十年,曾受到表彰,她年老有病并且贫穷。刘概死了,母亲必然活不下去,祈求陛下怜悯。”孝宗最后免刘概死罪,谪戍海州。

  汤鼐被罚守边,因无人援救,很久才释放回来。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父徐鉴曾任琼州知府,对民众多有恩惠。徐溥于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授编修职。宪宗初年,提升为左庶子,又调升为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1479),授礼部右侍郎职,不久转为礼部左侍郎,一段时间后改在吏部任职。孝宗继位,徐溥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不久晋升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1492),刘吉被罢免官职,徐溥任首辅,累次加封为少傅、太子太傅。刘吉治政狂妄凶暴,徐溥接替刘吉以后,以安定平静为宗旨,务守成规,与同事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助治理朝政,每当遇到不可行的事,总是一起争辩。钦天监中被革职的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选择墓地,宫中降旨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上言道:“陛下登基以来,未曾有过宫中降旨事,恐怕权贵亲幸之门一开,不良之徒无所顾忌,臣等不敢接受这一诏令。”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进宫朝见,徐溥等与尚书倪岳进行劝谏,明孝宗亲自劝说太皇太后,此事才得以停止。占城奏报安南入境侵犯骚扰,孝宗准备派大臣前往调解,徐溥等说:“外国之间发生侵略现象,有关部门发道檄文告诫就行了,不需派遣使臣。万一安南不听使臣命令,则有损国威,再去兴师问罪,后患越来越大。”就未派遣大臣。

  这年十二月,孝宗下诏要撰三清乐章。徐溥等说“:天,至高无上,没有谁能匹配。汉代祭祀五帝,儒者尚且认为不对。况且三清是道家荒谬之说。一天之上,岂得有三大帝。并且以周代柱下史李耳充其中一帝,将人鬼列为天神,荒诞至极。郊祀乐章都是太祖亲自创作,现在以写作的时俗词曲祭祀神明,亵渎更甚。臣等熟读儒家书籍,对邪说俚曲向来不在意,不敢用旁门左道侍奉陛下。国家设置文渊阁,命令学士在此任职,的确是想让学士为国家谋划政事,讲经论史,培养治政的根本,纠正过失,并非要其阿谀奉承,唯命是从。现在御前讲席早已停止,讲官入侍讲读很久没有进行,异端邪说乘隙而入。这些都是因为臣等侍奉不当,不能够启发陛下之心,保持陛下初登位时治政的良好势头。我们万分忧心与惭愧,无地自容。数月以来,对宫中降旨中处理政事不当的,我们将其封还宫中,并再三向皇上奏明我们的看法。希望陛下曲身听从,使臣等竭尽拙笨之力稍稍有所帮助,不仅仅只指乐章一事。”奏章呈送孝宗,孝宗很赞赏,接纳了他们的劝谏。

  孝宗自弘治八年(1495)后,上朝时间渐晚,徐溥等屡次上言劝谏。宦官李广借炼丹、设斋坛得到皇帝宠幸。十年二月,徐溥等上疏深切地论述说:“旧制,内殿每日两次奏事,事项多的可以随时上奏,皇帝又常常召见儒臣,咨询政事。现在奏事每天只有一次,除上朝之外,再见不到陛下。奏章、奏议与批答不准时断决,有的滞留好几个月,有的竟然不施行。事情大多堆集在一起,妨碍政体。御前讲席每年只开几天,疏远正直人士,邪说得以流行。近来听说有借斋坛炼丹之说得到重用的。宋徽宗崇尚道教,科条仪式符..最盛行,以致颠沛流离于道路。金石之药,性能多是酷烈的。唐宪宗相信柳泌以致殒命,此祸可作借鉴。现在龙虎山的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以及内府番经厂都被焚毁,它们如有神灵,为什么连自身也保不住?上天讨厌这些污秽行为,已是很明白的了。陛下如果亲近儒臣,懂得正道,施行仁政,那么福兆祥瑞,以及许多值得庆贺的好事就会不招自来,何须借助妖妄之说呢?自古以来奸人要蛊惑君王动心,必定先说太平无事。唐朝大臣李绛曾说过‘:忧心于事行之前,可以免除担忧。事情干完了再担忧,于事无益。’现在太平日子很长,沉溺于安逸。就目前来看,虽然好像无事,然而工役频繁兴起,苛捐杂税百出,人马疲惫不堪,民间穷困,人民愁苦的叹息声影响着上天的和顺之气以致造成火星失去常规,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成为妖孽,四方奏报这些情况的几乎每月都有,将来的后患灼然使人担忧。陛下高居深宫,言官都害怕引祸上身缄口沉默。臣等假如再不说,谁又肯为陛下说。”孝宗被徐溥的话所感动。

  三月二十七日,孝宗在文华殿召见徐溥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把各部门的奏疏交给他们说“:与先生辈商议。”徐溥等起草诏令呈上,孝宗就手批改。事端多的,刘健请求拿出去详细阅读,孝宗说“:何不就此地面议。”事完之后,赐徐溥等饮茶方退。自从成化年间,宪宗召彭时、商辂对答以后,至此时才开始再次出现,举朝夸耀为盛事。然而在徐溥整个任职期间,也只有这么一次受到皇帝召见。

  不久,由于灾害,异常现象发生,朝廷广开言路,朝廷大臣所上的密封的奏章,过了一个月还不回答,而且言官因议论救助何鼎违背皇帝旨意等待被治罪已有很长时间,徐溥等都将这些情况向孝宗进言。于是搁置的奏章全部批发下来,并且免言官的罪。徐溥这时七十岁,以年老请求退休,孝宗不批准,下诏让他在风雨寒暑天免去朝见。

  十一年(1498),皇太子离开东宫,加封徐溥太子太师,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因为眼病请求返乡。孝宗舍不得放他走,很久才同意他的返乡,给徐溥很多赏赐。过了一年徐溥去世,追赠太师,赐谥号文靖。

  徐溥生性庄重,举止有法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助劝导。遇到有人犯有过失,总是为其掩盖,他说“:天生人才很不容易,我不忍心人才因小过错被抛弃。”屡次遇到大狱案,以及逮捕言官,他都要从中委婉调停。孝宗仁慈淳厚,对徐溥等所提的意见大都接受,天下暗暗地受到他的庇护。徐溥曾说“:祖宗法度在恩惠百姓的事方面已经完备,所担心的是不能守住。”因此,他对祖宗成法无所变更。徐溥对父母极为孝顺,曾经两次在父母墓旁小房居住。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则很低,好施舍别人。购置义田八百亩赡养宗族族人,并请官府为之登记于册以求永久保存,孝宗为此免除徐溥家的徭役。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9671900034457.html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