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亲何文渊,是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御史职,历任山东巡按、四川巡按。乌蒙奸民什伽与知府禄昭妻子私通,他害怕被杀,诬告禄昭反叛,朝廷下诏发兵讨伐。文渊下檄文停止调遣军队,而且替禄昭澄清冤屈。宣德五年(1430),经顾佐推荐,皇帝任命他为温州知府。任职六年,政绩突出,皇帝给他增加俸禄、赐玺书。由胡氵荧推荐,提升刑部右侍郎,督察两淮盐税。正统三年(1438),因为两次对官司发表意见不得当,与尚书魏源一起被下狱,后都被释放。朝廷商量出征麓川,文渊上疏劝谏道“:麓川是境外弹丸大的地方,不值出征大军。如果派遣云南守将于金齿驻军,再令三司官安慰抚恤,那么麓川人获得再生,而朝廷免去调兵运粮,这是上策。”皇帝将此建议下给群臣讨论,廷臣大多主张用兵。于是西南动乱不安,仅只攻克麓川,然而自己伤亡很惨。这年冬天,文渊因为有病自请返乡。景帝即位,起用文渊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辅佐王直处理政事。立太子,文渊被加封太子太保。出现灾异,给事中林聪等弹劾文渊奸猾。左庶子周旋上疏为他辩白,林聪同时又弹劾周旋。御史曹凯又在朝廷为文渊争辩,曹凯与周旋都被下狱。林聪疏文上有“嘱内臣”的话,太监兴安要求追问主使者的名字,林聪不敢回答,文渊才被释放,而令他退休。英宗复位,削去文渊被加封的官职。而景泰年间代宗的易储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自文渊,有人传言朝廷下令逮捕文渊,文渊害怕自缢而死。
这时乔新已考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回乡奔丧。同乡人曾任侍郎的揭稽曾经师从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和,他就诬奏文渊死实际是由于被诸子逼迫而自杀,又逼嫁父亲爱妾。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经举荐黄..,并且代为起草易换皇储疏。两人都被受审。文渊妾为此断指,为乔新兄弟诉冤,官司得以缓和。英宗也以揭稽所犯之事先前已赦免,就释放他不再问罪。事完以后,乔新又为母亲守丧,守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调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兵犯法,何乔新按律处理,一点也不宽恕。都指挥袁彬托他办事,乔新执意不从。袁彬发怒,派人找诬告他的把柄,一无所得。由此乔新名声大震。
成化四年(1468),他调升福建副使。所辖寿宁的银矿被非法开采,聚众千余人,到处劫掠,乔新募兵出去,擒获其首领。福宁豪族尤氏杀人,出入带着保镖和武器,拒捕二十年。福清薛氏经常出海与异国商人做生意,事发后,策谋叛乱。都被乔新捕捉杀掉。福安、宁德银矿很久就无矿可开,有关部门仍征收矿税,很多百姓以致破产。乔新出来说话,减税三分之二。兴化百姓自洪武初曾向官府租用耕牛,直到这时每年仍要求纳租税,乔新上奏予以免除。清流、归化里界于沙县、将乐之间,依恃地势险要,而不交赋税,乔新告诉都御史设置归化县,此地百姓才开始受到约束。乔新调升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饥荒,按旧例,救济借贷到秋季为止,乔新说:“秋季,是说可以依靠秋收,今年秋季能依靠吗?”于是救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到南阳招抚流民,带乔新前去协助。以前,项忠驱赶流民过头,流民一听说原杰到了,更是躲进山谷。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簿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为徭役所苦,乔新验实人口贫富,分为九等,使百姓得到好处。
十六年(1480),乔新被提升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总是出塞伐木捕兽,他说:“这些人一旦遇到敌人,必定泄露边防情况以求生都是敌贼的向导。应该不许擅自出塞,有违犯的罪及守将。”宪宗下诏同意。敌人侵犯边塞,乔新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埋伏,击斩大量敌人,升左副都御史。年成不好,乔新奏免杂税以及户口盐税的十分之四。他弹劾佥事尚敬、刘源拖延调查审判,请求皇帝命令天下审判官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要论官员之罪。宪宗称好,立即下诏。召乔新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乔新受命前去赈济,求活三十万多人,安置十四万户流离失所的人家。回朝,正逢发生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而诬告杨爱有异谋的事件。乔新前去调查,与巡抚刘璋一起洗清杨爱的冤屈。杨友被削官安置他府,播州人于是相安无事。
孝宗即位,万安、刘吉等憎恨乔新刚直正派,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全被宦官侵占,假托给皇帝备办进用之费,乔新被调离朝廷,宦官怀恩觉得这事不公平。一天因事到内阁中说“:新君登位,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调走何公?”万安等无话可说。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人都认为应由乔新代替,而刘吉代替万安任首辅,始终憎恨乔新,许久不以他补任刑部尚书。改年号为弘治后,采用王恕的举荐,才召乔新代替杜铭。乔新奏道:“旧制,派遣官员调查案情,以及实行逮捕,必须携带详细批文,到所在官府验察后才执行。近来只用一般传帖而不合符契。应该恢复旧制,以防矫诈。”孝宗立即批准了。这时刘吉仇视正直人士,频繁制造大案件,乔新一律依据法律纠正。刘吉愈加仇恨他。几次寻找借口削去乔新俸禄。二年(1489)夏季,京城大水,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考虑到刑法失平,奏陈律文当变更的几件事,刘吉一概加以阻拦而不实行。大理丞官职缺人,御史邹鲁图谋升迁此官,而乔新推荐郎中魏绅。时逢乔新舅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即诬告乔新接受贿赂包庇舅家人。刘吉从宫中取旨将其舅家人下诏狱,乔新于是上疏要求返乡。不久,追根究底终归拿不出证据,邹鲁因诬告被停发俸禄,也同意乔新退休。
乔新为人清廉。他在工部负责时,曾去淮西视察。巢湖县令阎徽年青时从师于文渊,就赠乔新金币。乔新不收,阎徽说“:这是为我师祝寿的。”乔新说“:你要为我父亲祝寿,通过他人送给父亲可以,通过我送给父亲则不行。”终究不接。福建市舶宦官死了,镇守者将其资财分送三司,独有乔新坚持不收。不得已,送交国库。辞官在家时,杨爱遣使赠送厚礼,并且献做棺材的上好木料,乔新坚决不收。
乔新十一岁时,随父在京城居住,修撰周旋来访,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周旋问他“:此书比起《纲目》在取材和对人物评价上有什么不同?”乔新回答“:吕文焕向元朝投降而不写叛变,张世杰投海殉国不说是死节;曹彬、包拯之死不写其官职,而记述伏羲、轩辕多采怪诞,似乎不恰当。”周旋大为吃惊。长大成人之后,博览群书,听说有珍奇的书总是借来抄,积累三万余函,都是经他自己校雠,著述甚多。不大与人来往,气节与彭韶相投,学问与丘浚谈得来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乔新始终保持节操,中间只有接受亲戚送礼之嫌疑,而被勒令辞官,这样进退不明的处理实在可惜。请前往调查,如该官无病则予以任用,如有病就加以慰劳,以留存对故旧的恩惠,保全进退的节操。”孝宗不答应。后来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上疏推荐何乔新,孝宗始终不再起用。十五年(1503)乔新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何乔新请求赐谥号,吏部也提出此请求。孝宗下旨令呈报乔新退职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乔新的学行、施政办事都很不错,忠诚,勤奋,刚正耿直,年龄越大越如此。御史邹鲁挟私仇诬告他,他一词不辩,坦然退职归乡,闭门著书,少与人来往,士大夫没有谁不赞赏他的品行。如果一定要考察退职的原因,怀疑表彰贤才原则的误用,那就像宋代蒋之奇曾经诬奏欧阳修,胡..之辈曾诬奏朱熹,未听说以一个人的私情而废万世公论。”事情终究未成。正德十一年(1516),广昌知县张杰又为乔新说话,才赠封乔新为太子太保,准予其子袭乔新官爵。第二年赐谥号文肃。
周经,字伯常,是刑部尚书周蠧的儿子。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中允等官职,侍奉东宫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讲解《文华大训》,太子站立听讲,阁臣怕太子劳累,商议坐着听。周经与诸讲官都不同意,阁臣提议才作罢。
孝宗即位,周经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1489),提升礼部右侍郎。宦官请修黄村尼姑寺,祭祀孝穆太后。吐鲁番进贡狮子不从甘肃走,借道满刺加,通过海路到广东。周经提议毁掉其寺庙,拒绝入贡不与吐鲁番来往。周经改任吏部,升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是皇后姑父。尚书王恕休假,宦官传旨提升沈禄为通政司参议。周经说不是当面接旨,又无皇帝的诏令,不敢奉诏,又与王恕一起上疏争辩此事。这件事虽未停办,朝中舆论都认为周经说得对。灵寿奸民给宦官李广献地,户部阻止无结果。周经带领九卿上疏争辩,终于罪及献地的人。周经曾上言说“:外戚家无功劳而求升官,没出力而求赏赐,加上举办斋醮游玩宴乐浪费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应该大力抑制。近来规定,对粮仓屯积粟米多的人,太守县令赐诰敕可不按年序升官,这就使大小官吏盘剥下民以求晋升。请如洪武年间的成例,全部拿出官府钱币平价收购,毋夺百姓财产,考核政绩不专门以积粟为标准。至于清理军队的弊病,洪熙年间以前在旗校,宣德年间以后在乡吏。弊在旗校的,户口册还在,如乡吏则连户口册也混淆搞乱,应该查核故册清理奸弊。灾害损害百姓,请节省耗费,抚恤灾民。惜薪司的薪炭约可够支付几年,对受灾的郡县,应该全都停免征收,同时四方颜料也应停止征收,这是救济灾民的当务之急。”建议大多被孝宗采纳。
弘治八年(1495),文武大臣因为灾异上奏章陈述时政,周经代为起草奏章,在指责嬉戏娱乐一事上语气尤其深切直率,孝宗密令宦官查访起草奏章的人,尚书耿裕说:“疏首先由吏部发起,耿裕实为起草人。”周经说:“疏文由周经起草,即使有罪,应该罪我周经。”世人对两位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很赞赏。
第二年,周经代替叶淇为户部尚书。这时孝宗宽厚仁慈,而户部尤为奸诈人所集聚,挟势行私的人不可胜数。哪个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诽谤马上就来了。周经一切按照祖宗法规无所顾忌。宽延拖欠、缓征赋税、裁减繁多杂乱的税收,哪里受灾,他必定奏免赋税,每次委派官员监督税收,对超额多收的将其考核为下等,因此苛剥多收之风有所扭转。
奏御赵蠧献雄县地作为东宫庄田。周经等弹劾赵蠧违制将其下诏狱。而孝宗又听信镇抚司意见派遣官员查实,周经等又争辩道“: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如果因为奸人的话而没收为官田,那么土地取舍,尽由居心叵测者说了算,那么小小老百姓就无法为生。”不久,去调查的官员以及巡抚高铨说闲田只有七十顷,全都与民田交错。于是孝宗同意周经的意见,将田还给百姓,治赵蠧的罪。宦官何鼎因弹劾外戚张鹤龄被下狱,周经上疏救何鼎,违背圣上旨意遭到孝宗严厉的斥责。
雍王..木云请求收取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的税钱,周经说不能答应。孝宗接受周经的意见,并命令从现在开始对于各地税收,王府不得提出请收的要求。负责织造的宦官要求增加供应两浙盐税二万引。周经等说“:盐税是辅助边地的,不宜随便发给。况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应是有定数的,如果说取用增加,那么江南、两浙已属例外增造。如果说工匠不足,则靠朝廷养活的不下千余人,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因此说供应花费未必缺少,而仅仅是引导陛下劳民伤财罢了。”孝宗不听。周经担心由此成为常规,第二次上疏要求下不为例,孝宗才令每年给五千引。
先前,仓场监督内官按照成化末年例子裁减人员。十一年(1498)秋,孝宗又增加少监莫英等三人。周经上疏极力规劝,孝宗以已派遣为由而不听。内灵台要求派锦衣百名以供清扫,周经等劝谏,孝宗不理。周经说:“祖宗设内台,这个地方事关机密。现在一旦增加一百人,将必定会有随意泄密的人。”孝宗醒悟,立刻停派。
崇王见泽请求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周经说不宜给。兴王..木元前后要求赐赤马诸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余顷,周经连上三疏规劝,孝宗最终没同意他的意见。孝宗把肃宁诸县四百余顷土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借此侵夺民田的数超过所赐的三倍,并且将百姓殴打致死,孝宗命巡抚高铨调查后汇报。高铨汇报说可以耕种者不多,要求将田仍还给百姓,孝宗不同意。这时王府、贵戚的庄田每亩征税三分银,独张鹤龄上奏要再增加二分银,并且都增加在沙碱地上。周经上书直言,孝宗命侍郎许进同太监朱秀复核。周经说“:土地已经核对两次,现在又派使复核,白白地多些麻烦。以前太祖由于刘基的原因而减青田的赋税,征米五合(合:一升的十分之一),想使刘基乡里子孙世世颂扬刘基。现在兴济幸生皇后,正宜体恤百姓,减租税,使此地百姓世代对皇后感恩戴德,怎使百姓怨恨不已呢?”不久,许进等返回说此地是宪庙皇亲柏权以及百姓的固定财产,不能没收。孝宗竟给了张鹤龄,同意其加税的要求,而令他补偿柏权土地的折价,免除百姓租额。周经等又进谏说“:东宫、亲王的庄田征税向来有条规,张鹤龄不应该单独享受优待。柏权是先帝妃子的家,也是外戚,名义上是补偿田价,实际是掠夺。天下将说陛下只优待皇后的亲戚,不念及先朝外戚。”孝宗终究不接受周经等意见。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求用太仓银买马。周经说:“粮、马各有各的部门管理。祖训,六部不能相互越权,兵部侵户部的权,不合祖训。”孝宗因此改拨太仆寺的银两供应马文升。给事中鲁昂要求将尽数搜刮税金交给太仓,周经说:“不节制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的费用,而想搜刮天下的资财是不合常理。”内官传旨索取太仓三万两银做灯费,周经坚持不给。
周经刚直正派,好竭力进谏,即使大大地违背皇帝的旨意也在所不惜,宦官、贵戚对他又怕又恨。太监李广死后,孝宗得到朝臣赠送李广资财的登记本。孝宗大怒。都察院衙门和监察御史因此弹劾诸臣相互往来的情形,有涉及到周经的,周经上疏说:“昨天科道弹劾廷臣巴结李广,将臣的名字框入其中,虽然蒙恩未被审问,实在感到委屈,自己无法辩白。人们巴结李广,是希望他在旁边帮忙说好话,以图得到宠幸罢了。陛下试想李广在时,曾经在陛下面前提及过臣没有?尚且交结赠送的登记本都在,请检查里面是否有臣的姓名。再严厉地审问李广的家人,臣只要有寸金、尺帛送李广的,请立刻治臣勾结之罪,斩首于市,来警告巴结无耻之徒。如果毫无牵连,也请为臣洗清冤屈,以望施展身手,始终侍奉圣明。如果令臣含冤忍屈,就是死了,眼睛也不闭上。”孝宗下旨对他予以安慰。十三年(1500),星相有变,周经自己上疏请求退休。孝宗同意了,赐他敕书、马车,加封太子太保,用侣钟代替周经。廷臣争相上奏章要求挽留周经,朝内外推荐周经的有八十余疏,都无结果。
武宗即位,言官又推荐周经,下诏封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因遇到继母去世而未到任。正德三年(1508),服满,周经女婿兵部尚书曹元正与刘瑾关系不错,他说周经虽年纪大但仍可任用,才召周经为礼部尚书。周经坚决推辞得不到允准,只好勉强赴任,任职几个月就称病离去。五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赠太保,赐谥号文端。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奏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红衣仙人进入房间,就生下了儿子,于是以“岳”为名。倪谦死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二十二年(1486),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六年(1493),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九年(1496),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氵庸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十四年(1510)十月,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
参考资料: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