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取进士。授职为行人,升任吏科给事中。敌寇屡次骚扰边关,边防大臣大都隐瞒不奏报;稍获小胜,文官就冒领军功。王治请求临阵斩寇俘敌,按等差记录将士们的功勋;文官和镇中主帅不亲身参战搏击的不做赏赐。皇帝听从了建议。他又升任礼科的左给事中。
隆庆元年(1567),与御史王好问一道核实内府各监局的年度开支。宦官崔敏请求终止此事,被给事中张宪臣弹劾。获圣旨:“诏书所言,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听从王治等人详细核查。诏书没有提及的,予以终止。”王治等人极力争辩,没有被同意。事情办完了,弹劾宦官赵廷玉、马尹侵吞国家财物的罪行,诏令司礼监负责查问。不久他上疏陈述四件事:“一,确定宗庙的礼仪以便隆肃圣上的孝道。献皇虽然贵为天子的父亲,却没有登基做皇帝;虽然亲为武宗的叔叔,但曾经尊奉武宗。现在却与各祖宗先帝并列,位置安排在武宗右方,考察诸多典制,终究没有与此和洽的。我认为献皇附祭于太庙,未免有僭越之嫌。如果专门祭祀世庙,就永世不做更改,请求敕令朝廷大臣广做评议,务必要使此事办得妥当。二,谨慎退朝而处的礼仪,以澄清教化之源。皇帝深居禁宫,左右奸佞之人就会窥伺时机百般讨好,或者宴饮声乐,或者游戏骑射。近者损耗精神,由此滋生疾病。长久看就妨害政事,由此滋生危害与祸乱。近来众人议论纷纷,称陛下宴饮消闲的举动,并非居丧帝王所适宜的。我暗暗替陛下忧虑。”其他二件事,请求皇帝勤于朝讲、亲近辅佐者。奏疏呈入宫中,皇帝答复知道了。
升迁为吏科都给事中。弹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称职,曾于拱被罢免官职。山西与蓟镇同时受敌寇侵扰,王治归罪于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与同官欧阳一敬等人弹劾他们。皇帝下诏书罢免了郭乾,将迟凤翔贬职为三秩视事。部议抚恤光禄少卿马从谦。皇帝不同意,王治上疏争辩。皇帝称马从谦所犯罪行,如同儿子辱骂父亲,最终不同意做抚恤。王治又奏请追封何王唐的谥号,为夏言昭雪平反,并且申诉说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同捏造了夏言、曾铣的冤案,应该追夺他们的官职。皇帝都答复同意。第二年,左右大臣中有人称南海子为胜景地,皇帝即将前往。王治率领同僚劝阻。大学士徐阶、尚书杨博、御史郝杰等人一道阻止。皇帝全然不听。到了目的地眼见一片低湿荒凉苍莽之地,皇帝非常懊悔。王治立即被提升为太仆少卿,改任大理职,晋升太仆卿。奔父母丧事归乡,直至去世。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任命为萧山知县。征招授职为刑科给事中。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任文选郎时的劣迹,而且南京侍郎傅颐、宁夏巡抚王崇古、湖广参政孙弘轼都是应槐选拔的,都应当被罢免。吏部替晋应槐等人辩解,只罢免了傅颐的官职。不久,弹劾并罢免了礼部尚书董份。
三次调职后任兵科给事中。他说广西总兵不应当任用都督,应当任用勋臣。于是弹劾恭侯吴继爵并罢免了他,由俞大猷代替。敌寇大举进攻陕西,他弹劾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一并剥夺他们的官职。又因军政事务弹劾英国公张溶,山西、浙江总兵官董一奎、刘显,执掌锦衣卫的都督李隆等九人不称职。张溶留任,其余的人都遭贬斥。
自从严嵩倒台,言官争相鼓勇评论时事,欧阳一敬尤为敢说。隆庆元年(1567)正月,吏部尚书杨博执掌京城的察举,罢黜给事中郑钦、御史胡维新,但是山西籍人士没有获下考的。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弹劾杨博心怀私人恩怨,庇护乡里人士。胡应嘉以前曾经弹劾高拱,高拱记仇,将要从重治他的罪。徐阶等人违拂高拱的心意,并且认为胡应嘉的确是辅佐察举,起初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伙同同僚妄加上奏,拟将他贬斥为民。舆论哗然。欧阳一敬替胡应嘉诉讼,驳斥杨博和高拱。毁谤高拱奸险横恶,与蔡京无异,并称:“应嘉先前的奏疏我也听说了,罢免应嘉不如罢免我。”遇上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聊芳上疏争辩,徐阶便调应嘉为建宁推官。不久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应该马上罢免。皇帝不听。过了一个月,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各位给事中、御史认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群集于皇宫前,责骂并唾弃他。欧阳一敬首先弹劾齐康,齐康也弹劾欧阳一敬。当时齐康以高拱为主,欧阳一敬以徐阶为主,互相指责结党。言官多抨击齐康,齐康最终遭贬职。
此事完结,他陈述兵政的八件事情,部中都评议可行。南京振武营兵因此罢除。湖广巡按陈省弹劾太和山的守备宦官吕祥,诏令吕祥返京,罢除守备官。不久,又派遣盐丞刘进前往接替。欧阳一敬进谏:“进原名为俊,驻守显陵无功。肃皇帝将他投入牢狱,发配为孝陵卫靖军,现在任用他不合适。”皇帝听从了他的劝谏。宦官吕用等人主管京营,欧阳一敬极力劝谏,此事才平息。黔国公沐朝弼残暴放纵,屡次违抗皇帝诏令。欧阳一敬请求惩治他,获得同意。不久他被提升为太常少卿。高拱再度崛起执掌国政,欧阳一敬感到惊惧,当天就告辞回乡,半道上忧郁而死。当时胡应嘉已经多次调迁升任参议,奔父母丧事回乡,听说高拱再度任宰相,也惊恐而死。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授职为吉安推官。征召为御史,离开京都督察屯田、马政。
改换隆庆年号(1567),司礼中贵和藩邸近侍荫庇锦衣指挥以下二十多人。周弘祖在外地急速上疏请求停止赏赐金币,或者停止世袭,并且劝谏“:高祖皇帝的定制,宦官只能负责跑腿与卫生清扫之类,不能参与政治事务。孝宗召见大臣,宦官侍从必须退离百余步,不仅不让他们干预,也不让他们听见。希望陛下不要同他们商议政事,不示宠爱,则他们没有扰乱朝政的凭借,皇帝的贤德可与太祖、孝宗媲美。我还听说先帝初年,想荫庇太监张钦的义子为锦衣,兵部尚书彭泽再三执意上奏。现在赵炳然处在彭泽的职位,不能效法彭泽的忠诚,有不可逃避的罪责。”皇帝答复知道了。不久,又奏请淘汰内府盐局、锦衣卫、光禄寺、文思院的冗员,恢复嘉靖初年的旧制,还请求仿效古时的社仓制。皇帝诏令全部依从了。
第二年春天,他进谏:“近来四方发地震,土地开裂成渠,旗竿屡次着火,天鼓一再鸣响,星陨风旋,天降黑豆雨,这都是阴气旺盛的征兆。陛下即位两年,没有接见大臣,咨询过问治国之道。边防忧患严重,守备无方。事情牵涉内廷,动辄被阻扰,例如阅马、核库,诏令刚发出又停止。皇庄却亲自征收粮食,太和山则征收香火钱,不断派遣织造使,纠察弹劾的奏疏留在宫中不下发处理。内臣谢辞爵位封赏,圣上言词的美意远远超出了六卿之上,此更是先朝所绝对没有的事。”奏疏呈入宫中,没有回音。当年冬天皇帝诏令购买珍宝,魏时亮等人劝阻,皇帝不听。周弘祖又恳切劝谏。不久,他被调任福建提学副使。大学士高拱执掌吏部,考察言官,厌恶周弘祖和岑用宾等人,将周弘祖贬斥为安顺判官,岑用宾为宜川县丞。
詹仰庇,字汝钦,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由南海知县征招授为御史。
隆庆初年,穆宗诏令户部购置珠宝,尚书马森劝谏,给事中魏时亮、御史贺一桂等人相继上疏反对,皇帝都不听。詹仰庇奏疏:“前不久言官劝谏购置珠宝,反而遭到责备。以前仲虺告诫商汤不要近声色,不要发展商贾之利;召公告诫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商汤、武王能接受两位大臣的告诫,杜绝玩物嗜好,所以圣德光照千秋。如果一生心性放纵,不能再加以遏制,放纵情欲,财资耗费百姓穷困。陛下渐渐开启玩物嗜好之心,厌恶听到逆意的忠良劝谏,小人们乘隙而入,百方诱惑陛下,祸害不胜数说。况且宝石珠玑,多收藏于中贵人家,追求越急切,索取的价值愈高,怎么用有用的资财,耗费在无用的东西上。现在两广需要粮饷,再三奏疏请求,仍吝啬不给,为什么轻重倒置呢?”没有答复。隆庆三年(1569)正月,宦官酿成烟火,延绵烧毁禁宫庐舍,詹仰庇请求调查惩治宦官。皇帝左右亲近的小人都对他咬牙切齿。
皇帝颇为耽迷声色,陈皇后稍做劝谏,皇帝发怒,将她逐至别宫。外廷都对此忧虑,却不敢言语。詹仰庇进宫朝拜,遇上御医从宫中出来。询问他,得知皇后病情危急,立刻上奏:“先帝慎重地选择贤淑女子,与陛下婚配,担当宗庙社稷的内廷之主。陛下应当遵循先帝的安排,与皇后情笃意好,近来听说皇后移居别宫,已经将近一年,愁闷成疾,陛下丝毫不去省视。万一皇后殒命,在圣德上就讲不过去。臣下无不忧虑惶恐,只因为事情牵涉禁宫,不敢评说。我认为做臣子的道义,知道却不劝谏,该死;劝谏触犯禁讳,也该死。我今天固然不因死而叹惜。希望陛下能采纳、听从我的劝谏,马上使皇后回复中宫,时时慰问,这样我虽然死了也比活着强。”皇帝亲笔批阅作答“:皇后无子嗣,身体多病,移居别宫,姑且自己贻养,希望因此除去疾患。你怎么知道内宫的事,而妄自言语呢?”詹仰庇自己料想会受到重责,同僚也觉得他处境危险。等到圣旨下达,京城内外惊喜过望,詹仰庇更加感情激奋。
不久,他巡视十库,奏疏称“:每年内官监租税收入很多,但是每年的支出不造簿册。查京城内外的园林、栈房、场地,隶属本监的以数十计算,每年的课税都属于官钱,但宦官假借供给皇帝的名目,恣意渔猎。填充私家的利窟,过失归咎于朝廷。请详细核实该留该革之项,以及出入多少的数目,以便杜绝奸诈欺骗。再说,皇帝的奢侈或节俭,关联四方的安危。陛下以前提取户部的银资,以备缓急之用。现在如内官监所称,则全部用作创制鳌山、修筑宫苑、制作秋迁、建造龙凤舰、加工金柜玉盆。众宦官因此多有侵吞,败损圣德,危害国家大计。希望陛下深刻反思,有以玩物嗜好迎合奉承的人,全部逐出并治他们的罪。”宦官更加憎恨他。旧制,各司文书往来,以及行政官离京教化,使用“照”字,言官上奏没有这种文体。宦官因此指责“再照人主”一句,是犯大不敬之罪。皇帝发怒,颁布诏令:“仰庇这个小臣,竟然照及天子,而且狂妄放肆屡不悔改。”于是将他廷杖百下,除去其名,罢除科道中巡视库藏的人。南京给事中骆问礼、御史余嘉诏等人上疏救助,并劝谏不能罢除巡视官。没被采纳。詹仰庇任御史仅仅八个月,多次陈述直言,竟然因此获得罪名。
神宗继位,录用先朝正直的大臣。因詹仰庇在京城时曾经替商人做中间人,没能招回京师,任命为广东参议。不久,请求回乡。在家闲住十多年,又起任江西官员。再升任南京太仆少卿。入朝任左佥都御史,晋升左副都御史。詹仰庇起初因为正直的气节而负有盛名。到此时为保全职位考虑,不免很有些趋炎附势。饶伸因科场的事弹劾大学士王锡爵、左都御史吴时来,詹仰庇即刻弹劾饶伸。进士薛敷教弹劾吴时业和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詹仰庇还没翻阅奏疏,就判薛敷教诬陷大臣的罪名,薛敷教被黜废。等到吏部侍郎赵焕、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继离职,詹仰庇图谋取代他们,迹象很明显。给事中王继光、主事姜士昌、员外郎赵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人,纷纷上疏评论。詹仰庇自己感觉不安,屡次请求辞官。皇帝虽然安慰挽留,但是众议纷纷不止。渐升刑部右侍郎。因疾病而回乡里,很久才去世。
骆问礼,诸暨人。嘉靖末年的进士。历任南京刑科给事中。隆庆三年(1569),陈皇后移居别宫,骆问礼与同僚张应治等人上奏:“皇后处在宫闱的正位,即使有疾病,怎么能移迁宫室?希望马上让她返回坤宁宫,不要让后世的人说礼制的变更是从陛下开始的。”没有答复。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被朝廷大臣排挤,投入牢狱削夺官籍。只有骆问礼称张齐的赃罪可疑,不应该因为弹劾大臣判他的罪。张居正请求做大检阅,骆问礼称此不是紧要事务,却请求皇上每天亲临几案,详细浏览奏章。不久,皇帝弹劾诚意伯刘世延、福建巡抚涂泽民不称职,穆宗却一并留用了他们。
起初他采纳了言官的请求,即将下令各政务处全部在便殿面奏,骆问礼便条陈面奏的事宜。其一称“:陛下躬身几案,应当对群臣的劝谏斟酌采用,不要固执己见,使对可否的决定,都合乎天道,这样就有独自决断的美名,而没有自己意气用事的过失。”其二称“:陛下应该每天居住便殿,让侍从官经常跟随左右,不到夜幕降临不进后宫,这样涵养熏陶,自然裨益甚多。”其三称:“内阁,是政事的根本所在,用人应当参杂各个部门的人选,不要拘泥于翰林,那么讲明义理,通达政事,都能找到合适的人。”其四称:“诏书旨令必须经过六科,各司才能奉行,如果它们有所不当,允许他们退回并执意上奏。如果六科不做封还驳议,各司又失去检察,允许御史纠察弹劾。”其五称“:不久前两度发布诏书,都准许众人直言。然而被采纳的,除了言官和一两位大臣之外,全部交付给了他们的主管部门。应当更加扩展言路,凡是臣民的奏章,不论其人而论其所谏,使匹夫都能有效力的机会。”其六称“:陛下临朝决断,所有的左右给事,如传递圣旨、接收奏章之类,应当任用文武侍从,不要让宦官参与,这样窥窃之事自然会逐渐消除。”其七称:“士人习惯了倾轧,稍稍有所异议,就加以排挤陷害。从现在开始,凡是议论国家大事,只论议论的是与非,不能依照个人的好恶。众人之言未必得理,一个人的观点也未必就不对,那么公正的评论一天天明了,士人的风气也可以得到振兴。”其八称:“政令发出,应当严格执行。现在所司的批复,已经答复认可的不见施行,因循怠废,习以为常。陛下在上应该做出明断,敕令各位大臣在下磨砺奋进,以便扭转颓废怠惰的风气。”其九称:“面奏的仪式,应当略去繁文缛节,务必讲求实用,使各位大臣入朝陈述奏章,退朝就专心办事,两无妨碍,这样君臣之间的知遇就可以长久维持。”其十称“:负责修撰、编检的各位大臣,应当让他们紧随皇帝的圣驾,把皇帝的一切言行,都记录在册。他们所不能耳闻目睹的事情,诸司或者每月报告,或者每季度报告,使他们依事编纂,以昭示后人作为劝诫。”
奏疏交上,穆宗不高兴。宦官侍从又从中挑拨,骆问礼被贬斥为楚雄知事。第二年,吏部推举官员杂职应当晋升的名单,骆问礼和御史杨松也在举荐之列。皇帝批复说:“这两个怎么能这么快提升?等三年后再考虑他们。”万历初年,晋升为湖广副使,直至去世。
陈吾德,字懋修,归善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授行人职。隆庆三年(1569),提升为工科给事中。
两广多盗贼,将领官吏都以虚假的文告欺骗皇帝。陈吾德条列八件方便且适宜之事,都被批准施行。第二年正月初一,出现日蚀,不久又产生月蚀。陈吾德上奏“:年初日月均蚀,是上天的大灾,陛下应当摒弃一切玩物嗜好,以诚实与天感应。”皇帝诏令宦官督察纺织,陈吾德与同官严用和诚恳劝谏,皇帝答复知道了。皇帝听从了宦官崔敏的话,下令购买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巳劝谏,皇帝不听。陈吾德再同李巳上奏“:我们目睹皇帝的登基诏书,提及罢除采办,免除加派的赋税,并称‘各监局打着缺乏的幌子,行文令进行搜刮,对所司阿谀奉承的人,言官及时评品,从重惩治’,全国人听说如此,犹如获得新生般欢欣。等到左右侍从,纷纷请求皇帝买玉市珠,不断发达传帖。人们惊骇惶恐,都称诏书不讲信用,无所适从。近来府库长期虚空,百姓困病,负责财政支出的人早晚担忧危局。陛下怎么因玩物嗜好,耗费几十万资财呢?崔敏等人献谄营私,罪行不可饶恕。请求立即进行谴责贬斥,以保全诏书的信用。”皇帝暴怒,将李巳杖击百下,囚禁在刑部监狱,将陈吾德贬为平民。
神宗继位,启用陈吾德在兵科供职。万历元年(1573),晋升为右给事中。张居正执掌国政,谏官论事必须先请示他,唯独陈吾德不去。礼部主事宋儒与兵部主事熊毅朴不和,诬陷毅朴想弹劾张居正,嘱托尚书谭纶弹劾宋儒,也将他贬出京城。张居正因为陈吾德不向他陈述,怨恨他。不久,争辩成国公朱希忠被赠封定襄王爵号的事,更加违逆张居正。等到慈宁宫后屋遭灾,陈吾德又极力争辩,被调离京城任饶州知府。有盗窃建晶王印章的人,逃到南京被捕获。张居正的门客指使江都御史王篆罪责陈吾德的部下失盗,将他贬为马邑典史。御史又弹劾他在饶州任职时违背规定进行讲学,用府库的钱购置办学的公田,于是将他从官籍中除名降为百姓。张居正死后,被推荐担任思州推官,调任宝庆同知,都以年老没有赴任。后来死在湖广佥事的任上。
汪文辉,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授任工部主事。隆庆四年(1570),改任御史。
高拱以内阁大臣身份掌管吏部,权势显赫。他的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同任言官,日夜奔走于高拱的门庭,专门从事攻击政敌的活动。汪文辉也是高拱的门生,心思唯独不如此。第二年二月上疏陈述四件事,专门责难言官。大意是:
“先帝末年所委任的大臣,本是协佐皇上共济事务,很少有嫌隙。从一两个言官看见庙堂的议论稍稍不同开始,于是暗中察看高低,权衡自己的投向而攻击自己所忌讳的人事。致使是非颠倒,圣德迷惑,伤害国家大体。假使沿袭前面的弊端,交替煽动诬构,使正派的人不安于自己的职位,恐怕宋元礻右的党祸,又在现在重演,此为倾覆陷害。
“祖宗的立法非常精密,却最终有无法推行的地方,不是法制不好,是任用非人。现在言官的奏章,都急切地要有所进取。部臣又很担心违背言官,轻率地变更祖制,做一时的迁就,苟且答应。等到立法的弊端产生,又议论恢复旧制。政治没有变通的必要,百姓没有统一遵守的规则,这是盲目多变。
“古时大臣犯罪退职的,必定婉转述说其事,以培养廉耻心,保存国体。现在或者拾掇他们以往的事,揣测他们未形之事,逐影循声,争相责骂,如同市井的喧哗。至于各方面重臣,如果不是非常奸诈邪恶,也应该弃短录长,珍惜人才。现在或者搜小小的过失,指责为大祸,极尽丑化诋毁,使他们决然离去。用此办法求人才,国家怎么能保全人才、使用人才?这是苛刻。
“言官能规劝皇上,纠察弹劾大臣。至于言官的缺点,谁替他指出?现在言事论人或有不当,部臣不为其上奏回复就愤然不平;虽然同僚明知这不对,也不与他们辩驳,认为体貌应当如此。臣子不愿因一句话受责难,凭什么责难皇上呢?这是求胜。
“这四种弊端,现在应该深做戒备。然而它们要求大臣们借鉴以前的过错,不要任用会迎合上级却好生事的人。拍马生事的人晋职,则忠诚、正直、坚贞、冷静的人远避,使颂扬成功、赞誉圣德的人一天天接近皇帝。大臣固执专断,即使有过失,谁能向上报告。所以宰相的职责,不应当以救时弊而自满,应当以纠正心性为本。希望陛下明确告诫全国,消除朋党私怨,返还淳正厚道的风气,是天下的大幸事。”
奏疏呈上,穆宗下交所司。高拱憎恨他讽刺自己,才过三天,就将他调出京城,任命为宁夏佥事。他在那里整治屯田,除去虚浮的粮饷,修建水闸,流亡的人渐渐归来。御史富平、孙丕扬与高拱抵触,被迎合上级旨意的人弹劾。刚进行调查,汪文辉就抗旨进谏:“用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例,毁伤正直的人,以悦当权者的私心,我决不会做,诸君也不能做。”因此延缓了这件事。不久,弹劾的人先被治罪离去,孙丕扬竟然获得赦免。
神宗继位,高拱罢官,召见并任令汪文辉为尚宝卿。不久告辞回乡。很久之后,有诏令招他任职,还没赴任就去世了。
刘奋庸,洛阳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授任兵部主事。不久改任礼部兼翰林侍诏,侍从穆宗裕邸。晋升员外郎。穆宗即位,因旧恩,提升他为尚宝卿。此后,藩邸的旧臣相继被授予权柄获任用,唯独刘奋庸长期没升迁。
大学士高拱也是过去的讲官,再度被启用负责事务,专横恣意,刘奋庸很厌恶他。隆庆六年(1572)三月上奏称:
“陛下做了六年皇帝,朝纲好像被振兴调治,而大柄逐渐转移;仕路好像被肃清,而积习依然如故。百官刚刚翘望皇帝励精图治,而陛下的精神意志渐渐不如当初。我怀念在藩邸的旧恩,道义上不忍沉默。谨慎地条陈五件事,等待皇帝的英明决断。
“一、保重圣体。陛下之躯,是天地人神的主宰,必须志气清明,精神凝定,而后才可以临案几。希望皇帝凝神定志,忍耐抑制性情,不要逞一时的欢娱,不要依从无涯的欲望,则能长保无疆的幸福。
“二、总揽大权。现在官府议论的,百司奉行的,不是没有奉行皇帝旨意,而是这中间的依从与违背的缘故,陛下可曾独断过吗?国家事务的更变,人才的任用与舍弃,不一定全出于忠诚的谋划,未必尽与公论相和协。我希望陛下亲自掌握大权,所有庶府的建议,内阁大臣拟定的旨意,特意留下详加审阅,时常做出独断,则臣子们不能预测,使国家的权柄不致旁落。
“三、谨行俭朴的美德。陛下继位以来,下令提取的银两不下几十万两,寻求珍奇异宝,制作鳌山的明灯,御用器皿,全部镂金雕玉。生财很艰难,靡费却没有法度。希望陛下审察内宫的空耗财资,思虑小民的艰苦,不做无益的事,不看重奇异的东西,则国家的资财充盈,百姓生活安乐。
“四、阅览奏章。大臣的谏言,怎么会都恰当?陛下一概置之不阅,不是担心白耗忠良献纳的诚意,而是担心篡权的奸人充塞,自此形成势力。希望陛下留神奏章,屈尊容纳谏言。谈论君德的,就反省自己的修养;谈论朝政的,就使它促成善治。听从劝谏的人既然见此行事,那么进谏的人就更加乐于效忠。
“五、任用忠良正直的人。近年进谏的人,或者因为辅佐政务,或者因为节约开支,或者因为推荐贤良摒弃不肖之人,这些都是无自身好处却勇于提议的事;不像望风承旨,大肆攻击以便替他人泄愤,迎合权贵,相互举荐提拔结成朋党之徒所能比拟。希望陛下宽恕他们狂愚的罪过,嘉奖触怒陛下的人的忠诚,给予相应的职位,以便形成士气,则每天听到正直的规劝,裨益不少。”
奏疏呈入宫中,皇帝只答复知道了,却没有发怒。攀附高拱的人说刘奋庸很久得不到提升,不满而讥讽,因此交相诋毁他。给事中涂梦桂弹劾刘奋庸动摇国策。遇上给事中曹大聎也弹劾高拱的十条罪状,皇帝贬责了他。于是给事中程文奏称高拱尽忠报国,是万世的依托,刘奋庸与曹大聎渐渐捏造奸谋,陷害元辅,诛杀他们都不够抵罪。奏章一起下达吏部。高拱刚刚掌管吏部事务,表面上请求对两人从宽处置。皇帝不答应,最后将曹大聎贬为乾州判官,刘奋庸贬为兴国知州。涂梦桂、程文都是高拱的门生。涂梦桂极力诋毁刘奋庸,程文则极力称颂高拱,他们又详尽列举曹大聎奏章中的话代高拱剖析,士人在议论中都鄙视他们。
刘奋庸被贬官两个月后,神宗即位,于是被提升为山西提学佥事。再晋升为陕西提学副使。因病请求退休,而后去世。
参考资料: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