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太祖攻下婺州后，与叶仪一同奉召，祖干以《大学》进呈太祖。太祖问治国之道以何者为先，祖干回答：“不出此书。”又进一步解释说：帝王治国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对上下四方都要公平正直，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太祖说：“圣人治国之道，为万世准绳。我自起兵以来，如果不是号令统一，赏罚分明，何能令人口服心服，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均是治国之道。”于是命叶仪与范祖干同为咨议。祖干为了奉养父母，辞归故里，父母皆过八旬而寿终，家贫不能安葬，乡里为之办理丧事，当地官府将此情形上报，朝廷为祖干立“纯孝坊”以表彰，学者因此称祖干为“孝纯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是许谦的弟子。许谦教导他说“：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发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早晚均以此来告诫鞭策自己，探究其中深意。不久，他收徒讲学，士人争相拜他为师。他对弟子们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之中，其言简义深。近代先儒的言论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言词来探求其思想，慢慢体会，久而久之必有所得，切不可先立自己的主张，妄自评论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见叶仪，授为咨议。仪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其职。不久，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但时间不久，他便辞归故里，隐居养亲。其著作有《南阳杂稿》。吴沉认为此书见识精微，道理明白，一丝不苟。叶仪安贫乐道，至终不变。其门人著名者有金华的何寿朋。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自幼好学，潜心研究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年，隐居于白鹤溪上。建有一栋小屋，门楣上写着“龟巢”二字，世人因以为号。本郡请他教导子弟，其教学先注重实质然后再讲文采，学生皆遵循他的教导。应芳痛恨异端邪说扰乱人们视听，曾辑录圣贤格言及古今明鉴，合为《辨惑编》一书。有人荐举他为“三衢书院”山长，他不肯。元末，天下兵起，应芳至吴地避难，吴人争相聘请他去教导子弟。

　　若干年后江南平定，他才返回家乡，这时已年过七十。他迁居芳茂山，虽家徒四壁，却安逸自得。官府强行起用他修撰郡志，虽年事已高，但仍勉力治学。达官纟晋绅凡经过本郡者，都要去拜望他，应芳身着粗衣接待来客。平时谈论的也是关于教育、民情等，教人行善之志始终不减。其文高雅，含义深远。而他自认为心得最多的是在理学方面。享年九十七岁。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十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双峰饶鲁的著作，能即刻有所领悟。读《四书》能自己断句，日夜学习，其刻苦专心的程度是别的儿童所难以比拟的。后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教，求学之心更切。元泰定中(1326)，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他愤愤不平地抛弃科举而致力于经学。研究《春秋》以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广泛参照其他各家之说，荟萃成书，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关于《易》的研究，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的著作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的著作有《礼经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捧着经书从各地前来求教的人甚多。至正年间，蕲州、黄州兵至，克宽的房舍财产尽被焚掠，常常无米下锅，而他却满不在乎。

　　洪武初年，克宽被招聘至京师，参加《元史》的编修。书成后，朝廷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辞谢，太祖赐他银币送归故里。洪武五年(1372)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祖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寅完全靠自学，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多次应考不中，便放弃科举之道。集庆路招聘他为儒学训导，任职二年，因父母年老，辞归供养。第二年，各地反元起义蜂起，梁寅隐居，以教授子弟为业。

　　太祖平定四方后，诏征天下名儒编修礼乐，寅应征，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当时朝廷将礼、律、制度分立三局，寅在礼局。由于议论精当，受到其他儒士的推崇。全书编成，朝廷赐予金银彩帛，授以官职。梁寅以自己年老有病辞谢，回到家乡，住在石门山，四方学士登门求学，称他“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有邻县子弟初次任官，前来倾听梁寅的教诲。寅告诉他“：清、慎、勤是做官的三字符。”问他关于天法王道的要义，寅微笑道：“言语讲忠信，行为重踏实，这就是天德；不贪财、不害民，这就是王道。”这人回来说“：梁子所言平常得很。”后来此人因言行不检点而身败名裂。这时才有所醒悟地对人说“：我不敢再去见石门先生。”梁寅享年八十二岁。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天资过人。拜师求学之初，读朱子注释的《四书》，有许多疑问不能解决，便通读朱子的全部著作。他听说九江黄泽的学问道德都好，即去与之交游。黄泽治学以自思自悟为主，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他人。赵汸一再登门拜访，从泽那里得到对《六经》疑难问题千余条的解释后才回归。不久，又在那里留住了两年，得到黄泽口授六十四卦的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以后又与临川虞集交游，从虞集那里得知吴澄之学，回家乡筑“东山精舍”，专门读书著述。他每天鸡鸣即起，静心默坐。从此以后，其学问造诣日趋精深，诸经无不贯通，尤精于《春秋》。他最初送给黄泽看的著作为《春秋师说》三卷，后来扩充为《春秋集传》十五卷。《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一语，汸据此又著《春秋属辞》八篇。凡学《春秋》者，必先查考《左传》所载事实。西晋杜预、北宋陈傅良都是这样，有所收获。汸认为他们各有不足，于是又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时正值元末，义军蜂起，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读书做学问的事却从未懈怠。

　　太祖平定天下，诏修《元史》，汸被召去参与其事，书成即辞归，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天资聪敏，初上私塾学堂，就攻读《诗》、《书》，并能背诵。其父薛贞任荥阳教谕时，瑄亦随行，这时年仅十二岁。所做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当得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时，薛贞把他二人聘为薛瑄师傅。从此，瑄将所做诗赋全部焚毁，潜心于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其父调鄢陵为官，瑄成为鄢陵生员，永乐十八年(1420)，参加河南乡试，中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因省亲归家。父亲去世，瑄完全按照古礼守丧。宣德年间守丧期满，授任御史。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想招见他，他不肯去。出朝监湖广银场，每天研究理学著作，学问更有进步。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正统初回朝，尚书郭..举荐为山东提学佥事。他首先向学士宣布白鹿洞学规，亲自为学生讲课。有才学的人感到他很宽厚，不肖者则惧怕他的严厉，都称他为“薛夫子”。王振问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三杨提出薛瑄。于是召瑄为大理寺左少卿。三杨明白用瑄是王振的意思，欲要瑄去见王振，由李贤把这意图告诉薛瑄，瑄严肃地说：“朝廷拜官授爵，却去向私家谢恩，这样的事我不干。”其后凡在东阁议事，公卿们见振多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振去向他施礼，瑄也不还礼，从此王振对瑄怀恨在心。

　　某指挥去世，其妾美貌，王振的侄子王山欲纳为妾，指挥之妻不允，妾便诬陷指挥之妻毒杀亲夫，下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瑄及同僚为指挥之妻申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意制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暗示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均被下狱，论瑄死罪，祖嗣等减刑惩处。瑄在狱中等待处决时，仍读《易》如故。薛瑄有三子，一子愿代父死，另二子愿充军以减父罪，均未被允准。瑄行刑前，王振家奴在厨房哭泣，问他何故，他哭得更厉害，边哭边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处斩。”王振为言所动。经刑科三次陈奏及兵部侍郎王伟的援救，免去了薛瑄的刑罚。

　　景帝即位，由于给事中程信的举荐，起任薛瑄为大理寺丞。也先入侵，瑄守北门有功。不久督贵州军饷，事毕后请求退休，学士江渊奏请留任。景泰二年(1451)，瑄被推举为南京大理寺卿。有一富豪杀了人，但久不判决，瑄依法处置。朝廷招他回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贫民抢夺了富豪粮食，焚烧了他们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阁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以反叛罪，拟处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像往日一样倔强。”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瑄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器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身教人，以恢复人之本性为主，修养很深，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身体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瑄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瑄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子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交游，而完全放弃做官的念头。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子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做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粗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邦，他说：“唯行王道，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流于禅学，有的欲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高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做《进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身体力行，大家都有了仁爱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性淳厚诚实，居丧期间，身体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阳龟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道，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毛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阴附经》这样道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道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身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配给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南京刑部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物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慰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入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宫廷所用之物入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物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部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性书》三卷，其中说道，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性。余祐则认为“：朱子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感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交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种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精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工作时，器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出来做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高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欲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清之子为妻，清则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知道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精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子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流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子。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回北京任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部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部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部尚书，并下诏催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按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潜于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身体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体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入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物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体验也曾抛弃身外之物。”二人就“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进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性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入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出：“佛学之明心见性，与我儒学之尽心知性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

　　钦顺自号整庵，享年八十三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中举。五岁时见到《河图》、《洛书》，便去问他的父亲。长大后专心研究性理。他做学问必亲自实践，以求静心为要领。在读宋儒所著《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些著作时，不禁感叹说：“道就在这些书里面。”意志坚定地进行研究，坐位下踏脚的砖都被磨穿了。他对父母十分孝敬，父亲好佛学，他著《夜行烛》进呈父亲，其中说：“佛学以空为性，不是自然界赋予之性。老子是以虚为道，而不是引导人之本性发展的道。”父亲十分欣赏他的见解。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庐墓旁守丧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的《辨惑编》，十分喜爱，便抛弃佛经、巫术、风水、时运之说。他上书本县县令，毁掉淫祠百余座，设立里社、里谷坛，让百姓祈祷丰年。逢灾荒之年，劝官府赈济，使百姓免于死亡。任霍山学正时，提倡孔孟之学，诸生听从其教诲，郡内之人都受到教化，以诉讼为耻。知府郭晟问他如何治理政事，他说：“要公道廉洁，公道则民不会谩骂，廉正则衙吏不敢欺骗。”晟恭敬地接受这个意见。他父母去世，渑池、霍州的生员都到他护守的墓边就学。守丧期满，改任蒲州学正。霍、蒲两县各上书争着要他。霍州先奏故至霍州。端在霍州先后十六年。于宣德九年(1434)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诸生哀悼三年，霍山人民都为之哀悼，连童子都流泪。因家贫不能运回家乡安葬，留葬霍州。二子曹瑜、曹琛，在霍山守墓，相继去世。葬父亲墓侧，后来才迁回渑池。

　　端曾说：“要学到圣人之道，须在太极上立脚根。”又说：“做人须为志士、勇士，不忘向上。”又说：“孔子、颜渊乐于仁，孔子安于仁义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致其乐，程子令人自得其乐。”又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所不在，性就是理。性的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当初，伊、洛诸儒，自程明道、程伊川之后，刘洵、李吁等人投入二程门下，元代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于苏门，北方之学者都奉为宗师。至明朝兴起三十余年，曹端崛起于崤、渑间，倡明这宏伟独到的学术，被当时人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以及《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

　　霍州李德与端是同时人，也讲学于本乡，会见曹端后对诸生说：“学不厌，教不倦，乃曹子之盛德。他了解古今，通晓事变，我的学识很少能赶得上他的。古人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你们已得到了‘人师’。”拜辞而去。端也风格高尚，命诸生将李德请来讲学。

　　曹端曾著有《川月交映图》，模拟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去世后，被世人谥为静修。正德年间，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都请求将曹端供奉于孔庙一同祭祀，这个请求未能实现。

　　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崇仁人。父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年间为翰林修撰。与弼十九岁那年见到《伊洛渊源图》一书，非常仰慕。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闭门尽读《四子》、《五经》及程朱的著作，数年不下楼。中年时，家境更贫，他参加耕稼，凡是不正当的利益，丝毫不取。对于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他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向朝廷举荐，请授他文学高职，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宁又向朝廷荐举，他都不肯接受。他曾叹息说：“宦官、佛教不除掉，要想天下治理好，是困难的。”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奏请朝廷聘请他为皇帝讲经，或在国子监讲学，教育贵族子弟。朝廷诏令江西巡抚韩雍备礼聘请，他仍是不肯就职。

　　天顺元年(1457)，石亨打算召来一些贤者，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便与大学士李贤商议，嘱咐他起草奏疏，向皇帝推荐。英宗命李贤起草诏书，遣行人曹隆带着礼物庄重地征召吴与弼上京。与弼到了朝廷，被授左春坊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问他为何辞职，回答说：“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本无高深学问和高尚德行，陛下听到的并非真实情形，又不幸有好狗马的毛病。朝廷令使臣带重礼来召我，臣惭愧地受到特殊优待，不能不勉力来到京师。我今年已六十八岁，实在不能为官。”英宗说“：在宫中做官，事情不多，不必推辞。”赐锦缎酒食，遣宦官送回住处安息。并对李贤说：“此老头并非迂阔之人，务必令他就职。”皇上对他待遇越优厚，他辞谢得越坚决，上疏说：“臣学术浅陋荒疏，如果冒昧受禄，必耽误公事。”皇帝不许。与弼不得已，只有请求不穿朝服，仍住在馆舍中，借读于秘书阁。在京师留住了两月，因病力请回乡，在李贤的劝说下，皇帝同意了，派行人送还，命当地官府每月给与弼米二石。与弼回家后，上表称谢，并陈奏尊崇圣人之学说主张、广建学校等十事。成化五年(1469)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吴与弼初到京师，李贤推他上座，以尊敬师长之礼相待，而令编修尹直坐于侧。尹直非常气愤，出来就诽谤与弼。与弼回到家乡，知府张王贵求见不得，很不高兴，募人代与弼的弟弟投文控告与弼，张王贵立即派人把与弼逮捕至府衙大加侮辱，然后送回。与弼知道这不是出自其弟本意，仍与他友爱。编修张元桢不知张王贵诬陷与弼一事的始末，致书讥笑他，其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也把这件事写在《琐缀录》中。有人说与弼在为石亨族谱所写的《跋》中，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对与弼有非议。后来顾允成指出“：这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干的。”后来，吴与弼的学生都能入祠享受祭祀，而与弼却不能。所著《目录》，都是记录自己平生学问所得。

　　其门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最初参加乡试时，听说官府防察过严，不按礼节对待士人，深以为耻辱，激愤之下拒绝参加考试，从此潜心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反复强调主敬，乃知“敬”为《大学》的起点和基础。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便专心研究，他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主一’二字是开关的玉钥匙。”天顺二年(1458)至朝廷呈送其《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先采用程氏学说的体制，其次采取朱子的论述，再次做二图，一图说明圣人的思维随天地一同运行，一图说明治学的思想要遵循天地运行规律，最终落脚于推举贤明导师，辅助太子，重视教育。朝廷命礼部讨论书中的建议，但为侍郎邹干搁置不办。真晟回到家中，闻知临川吴与弼在本乡讲学，便去请教，路过南昌在张元祯家留宿，俩人谈论后，元祯大加推崇，对他说：“圣人之道，自程朱以后，只有先生得其真义，至于康斋(吴与弼)，不可求见，也不必求见。”于是他又折回福建，深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成化十年(1474)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真晟没有拜过师，只是从流传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学问。他自己感到居于海滨偏僻之地，应出去访求当世学者，虽未同吴与弼讨论过学问，但二人学说颇相近似。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他“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与吕柟同乡，想召他去，柟推辞不去。瑾恼恨柟为人正直，欲杀他而后快，柟称病辞官而去，直到刘瑾被诛后，才由人荐举复其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柟应诏陈奏六事，其中说要除去义子，遣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这些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年秋，因父病辞职归家。由于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皀等多次上书举荐，世宗即位后首先召柟回朝。柟上疏劝皇上勤学，以促进新政，其中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独处而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对上能符合天意，亲贤人远谗言，对下与百姓心心相通，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在讨论登基大礼问题上，与张桂意见不合。他自陈十三事，其中说大礼未定，而向皇上说奉承话日多，皇上应引为己罪。世宗大怒，将他下狱，贬为解州判官，代行州事。吕柟在解州抚恤那些孤独无靠的人，鼓励发展农桑，兴修水利，筑堤保护盐池。推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寻求子夏的后裔，建立司马温公的祠堂等等。四方学者前来的日多，御史将解梁书院给他们居住。嘉靖三年(1524)，御史卢焕等又多次向朝廷举荐，因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历，后调任尚宝司卿。吴、越、闽、楚的学士随从他的有百余人。后晋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火灾，自己请求罢官，未准。选为国子监祭酒，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理吏部事。世宗要亲自祭祀显陵，柟多次上疏劝阻，但奏疏未呈于皇帝。这时天象发生剧变，他乘时呈请辞官归家，六十四岁逝世。为哀悼他，高陵人关门闭户三天。解梁及四方学者闻耗，皆设灵位哀念。世宗闻知，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承接河东薛蠧的学术思想。其学以探求道理付诸实践为主，在南京做官时，与湛若水、邹守益共同主持讲座。做官三十余年，家无一件像样的东西，但终身没有怠惰的神情。当时天下讲学术的人，不是归于王守仁一派，就是归于湛若水一派，而坚持程朱思想不变的，只有吕柟与罗钦顺二人。其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稿》、《经野诗文集》。万历、崇桢年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瞡等人，先后奏请将柟供奉于孔庙内一同祭祀。朝廷下礼部讨论，但已来不及付诸实行。其弟子有泾阳吕潜、张节，咸宁李挺等，皆有学问、德行。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十九岁师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许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学宫招集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他考正春秋时人颍考叔的祠墓地点，并将魏文帝庙改为汉愍帝祠，不称献帝而称愍帝，这是遵从汉昭烈帝刘备所尊的谥号。有巫师说地下出现龙骨会有祸、福降临，故弄玄虚，邵宝将“龙骨”当众毁掉，杖打巫师，将其驱逐。他亲自考查农业生产状况，仿朱子社仓，建立粮食的积散制度，实行计口浇田法，以备灾荒。

　　弘治七年(1494)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后任郎中，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他祭祀周元公(周敦颐)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安置学士。其教育思想以求知实践为本。江西地方风俗好听阴阳家的话，以致有父母死后数十年不葬者。邵宝下令：凡士子不葬父母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相继安葬双亲者数以千计。宁王宸濠欲求他的诗文，被严厉拒绝。后宸濠谋反失败，官府清查他的文书，唯独没有邵宝的片纸只字。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右布政使。在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时提出“：开银矿耗费多收获少，劳命伤财，恐怕会引发其他事变。”奏请终止其事。晋升为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1509)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独揽政权，邵宝在京师绝不与他往来。瑾对漕帅平江伯陈熊十分不满，想要邵宝出面弹劾，遣校尉数人去把邵宝邀到左顺门，对他进行威胁，张彩、曹元自内出来对邵宝说：“你弹劾了平江伯，以后就没事了。”宝回答说：“平江伯是功臣之后，他总督漕运不久，没有大的过失，不知弹劾他什么。”张、曹二人哑口无言，过了三天，给事中弹劾陈熊和邵宝，勒令他辞官返家。

　　刘瑾被诛后，朝廷又起用邵宝，巡抚贵州，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进升左侍郎，又命他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事宜。又参与联合勘察通川城濠。不久，奏请回家奉养父母，御史唐凤仪、叶忠等奏请留用，于是拜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疏辞职。世宗即位，起任前官，他再次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世宗允准。以后逝于家中，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三岁丧父，对母亲过氏至孝。刚十岁时，母亲有病，他撰文祝告天地，愿减短自己的生命而使母亲益寿延年。后来辞官归家奉养母亲时，他左手已麻木，但仍从早到晚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其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本，曾说：“我愿做个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年轻时在南畿中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其诗文典雅，效法东阳。他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记述下来，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因取名为“日格子”。其著作有《学史录》、《简端录》。巡抚吴廷举将此二书进呈朝廷。此外还有《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他为“二泉先生”。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杨崇，曾任永州知府，受业于吴与弼弟子胡九韶。廉继承家学，早年就以文章著称于世。成化末年中进士，改为庶吉士。

　　弘治三年(1490)，授南京户科给事中，第二年京师地震，杨廉就此事弹劾执政大臣。五年，借发生灾异的时机上陈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应令讲官每天轮流值班听候皇上询问。二、招回因直言规谏而遭贬谪的官员，不当限定台臣谏诤皇上登基后的事。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止额外织造。四、招回隐退诸臣。五、修改法律条例。六、发生灾异应鞭策甚至罢免某些大臣。最后还说，凡国家大政方针，应招集大臣面议，给事中、御史随后驳正。这些意见孝宗都加以采纳。吏部尚书王恕遭到诽谤，廉奏请斥责诽谤者及奸邪之人，劝皇上不要被他们所迷惑。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起任刑科官员。他奏请祭祀薛蠧，将其《读书录》贮存于国学。第二年三月，诏令下旬开经筵，为皇帝讲解经文。杨廉认为：“按成例，经筵一月举行三次，如果上月终开始，下月初即停止，那能进讲多少？而经筵开始后，隔日继讲，今迟一日开经筵，就会停一日之讲。”这个意见上呈给了皇帝。因父亲年迈，为就近奉养，调至兵科。宦官李广死，从他那里获得廷臣贿赂他的账册。谏官弹劾行贿的人，皇帝本想追究，但又中止。廉率领同僚力争，皇帝拒不接受惩办行贿者的请求。随后，廉申明祀典，认为宋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从祀之位应排在汉、唐诸儒之上。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中，当改立木神位“，大成”本是乐名，用于作为谥号，不合谥法。这些意见均未采行。调南京光禄寺少卿。

　　正德初改任太仆寺卿，又改任顺天府尹。这时京都军队多次调遣，其车费动辄数千金。廉奏请用大兴县递运余银供给。还奏请豁免夏税粮一万五千石。考虑到州县会对百姓巧取豪夺，而设置“岁办簿”，登载税收，使地主官吏无法作弊。乾清宫遭火灾，廉极力陈奏时政之失误，但奏疏被扣留未进呈皇帝。第二年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劝阻皇帝南巡，这奏疏也未上报皇帝。武帝驻南京，命百官着军服朝见，廉认为不可，请求依照通常朝拜礼仪，还请皇上去谒见太庙，这些意见均被采纳。世宗即位，调任尚书。

　　杨廉与罗钦顺友好，讲求“居敬穷理”之学，认为文章必以《六经》为本。他自礼乐、钱粮至星历、算术，都知其本末。学者称他为“月湖先生”。他认为帝王治国之道，最要紧的是按照《大学》中的教导。自从任给事中起就上书说“：向皇帝进讲，首先应该是《大学衍义》。”于是首先呈进《大学衍义节略》。在上疏议论大礼时，援引程颐、朱熹的话为证，并说：“今持异义的人都是根据欧阳修的话，然修于‘考’之一字，虽加于濮王，却未止于仁宗。而今不用于孝宗，这也是修所不同意的。”他八次上疏请求退休，至嘉靖二年(1523)允准。他在家住了两年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乡尚书王恕居家讲学著书，马理从他交游，受到他的指教。杨一清督察学政，见马理、吕木冉、康海的文章，大加赞赏说：“康生善于文章，马生、吕生精通经学，都是天下才子。”马理乡试中举，进入国学，与吕木冉及林虑马卿，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等，每日切磋学问，名震京都。高丽使者仰慕他们，把他们的文章抄录带回本国。马理因父母相继去世，未参加科举考试。安南使臣到京后，问主事黄清：“关中马理先生在哪里，为何没有做官？”外国人对他如此敬重。

　　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当时杨一清为吏部尚书，立即提升马理为稽勋主事。告假归家。后起任考功主事。与郎中张衍瑞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令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又告假返乡，在家乡教授生徒，向他求学的人很多。嘉靖初年，起任马理为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在朝廷大殿上争论大礼问题。皇帝下诏将其逮捕入狱，再施以杖刑，剥夺俸禄。其后多次调任考功郎中。已故户部郎中庄绎，正德时首次引导刘瑾考核天下库藏。刘瑾败，庄绎也被削职。现在又有人奏请核查，当权者提出让马理担任此事。马理坚持不可，查核之事也就此停止了。嘉靖五年(1526)，考察地方官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纪出于私怨，要除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肖鸣凤、陕西副使唐龙。马理力争，指出：“此三人督察学政，名著天下，一定要除去三人，就请把我马理除掉。”三人终免于罢职。第二年考核京官，罢黜张璁、桂萼党羽吏部郎中彭泽，而璁、萼竟得到皇帝的同意，留用彭泽。马理提升为南京通政参议，请求辞官而去。在家闲住三年，起任光禄寺卿，不久又告假回家。十年以后，再度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告老还乡。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地震，马理与妻皆蒙难。

　　马理的学问道德纯正深厚，居丧以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的规定折衷使用，与吕木冉并为关中学者的宗师。穆宗即位，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先祖本姓李，居住在苏州葑门之庄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担任过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琅凭藉刘瑾之势，甚为猖狂，竟自行审案送司法惩治，谁都不敢阻抗。魏校按法办事，不徇私情。改任兵部郎中，因病告归。嘉靖初年起任提学副使。亲丧守孝期满，补为江西兵备副使。后历任国子祭酒、太常寺卿，不久退休。

　　魏校为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学术思想主“敬”，而贯彻儒家各派学说，尤其选择了其中的精华。其著述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去世后谥号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都是其弟子。唐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魏校。特别爱好《周礼》，认为《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有著述，指责其中的缺点、破绽，长达数十万字。余寿翁、吴澄则认为《周礼》中之《冬官》并未佚失，可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他们重新进行编排。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也都各以己见来对《周礼》进行更定。这些都是诸儒之《周礼》。应电深入研究十数年，先求圣人之心，追溯周礼之源，其次考察天文和原设官的用意，推论五官离合的原因，最后看出全书的体系。从显而易见的方面探索那些隐而未见的方面，从细小而演绎全体，著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他认为后代百世继周代治理天下，其制度渊源于此。嘉靖中，应电家庭在兵乱中被毁，他独自流落到江西泰和，将其著作送请罗洪先指正，洪先非常佩服。翰林陈昌积以尊师之礼对待他。胡松巡抚江西，将应电的著作刊行于世。

　　应电还研究并精通文字学，订正了《说文》中一些错误，著《经传正伪》。关于文字学的著作，还有《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逝于泰和。陈昌积经办他的丧事，送回昆山安葬。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王庭之子。十九岁受业于魏校。禀性至孝，父亲背生痈疽，敬臣用口吸舐；父年迈，目眩眼花，他卧于父亲榻边，夜不解衣，闻有咳嗽声，立即起来询问，侍奉继母与侍奉父亲一样细心。婆媳不和，他十三年不入室与妻子同居。他最初受业于魏校时，曾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故居家常闭口不言谈议论。然自见耿定向以后，定向告诉他说，圣贤无独成之学，须相互讨论。从此以后，对前来求学之人引导扶持，其弟子有四百余。其学以“慎独”为本，不自立门户。乡里尊称他“少湖先生”。

　　万历中，由于廷臣的推荐，朝廷召他入京授国子博士，他没有去。诏令以所授官职退休。万历二十一年(1542)，巡按御史甘士价又举荐他。吏部看他年事已高，奏请令当地官府经常以最高礼节对待他，得到皇帝的批准。享年八十五岁。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进士。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潘府上疏奏请皇帝按制行三年丧礼。他说：“子为父、臣为君都要着孝服守孝三年，这是至仁至义的大事。汉文帝崩，遗诏减少服丧期间，是为天下臣民着想，但景帝即位自己却不按制守孝三年，从而使千古纲常遭到破坏。晋武帝欲按旧制而不能行，魏孝文帝也未完全实行，宋孝宗锐意复古，也未能推行于下，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圣王之至孝。先帝忽然驾崩，臣子庶民都怀哀痛之心，陛下忧伤不已，穿孝衣临朝，百日未改。望陛下力排众议，决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令礼官参考经史所载规定，使丧事不违礼仪，朝廷不耽误政事。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传于子孙后代，岂不是件伟大的事情。”奏疏呈上后，朝廷诏令内阁辅臣会同礼官详细讨论，都认为要实行原来制定的制度，但终究未能实行。

　　潘府被任命为长乐知县，在该县教民实行《朱子家礼》。他亲自到郊野去访问民间疾苦。田夫野老都感到潘府待民亲切，纷纷请求著文题辞，潘府欣然同意。后调升南京兵部主事，陈奏有关军民利害的七件事。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调任北京刑部主事。这时发生了旱灾、蝗灾、星变、北寇入侵、孔庙失火等不幸事故，潘府上疏呈请整治内政，抵御外敌入侵。又呈上匡正弊政的十项建议。为了就近奉养父母，请求南迁，因而改任南京兵部主事。后升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潘府贤能，越级提拔为广东提学副使。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家奉养，不等朝廷诏令便自己回去了。随后，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始终未起用。

　　嘉靖改元，谏官们都荐举他，朝廷起任他为太仆少卿，后改为太常寺少卿，他请求退休。归家后隐居于南山，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每日以阐发经传为己任。这时王守仁在本乡讲学，离潘府家乡不过百里，而两人学术思想却颇不相同。他曾说：“做官有三本：俸禄薄为廉之本；不沉溺于声色为勤之本；不听谗言、不徇私情为明之本。”又说：“荐举贤人应唯恐落后于别人。论功应唯恐在前。”年七十三岁而卒。按成例，四品官只赐祭，而世宗重视府的孝道行为，特诏令赐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时，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独他一人对刘瑾只揖不拜，因而得罪了刘瑾。《实录》成书后，调任南京吏部主事。刘瑾被诛后，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充任经筵讲官，又晋升为侍读。因病归家，建“后渠书屋”，在其中读书讲学。

　　世宗即位，升崔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1524)，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的大礼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都因坚持反对意见而被罢官，其他许多人或被排斥，或受杖刑，或流放边戍，只有张璁、桂萼等人一时受到重用。崔铣见此情形，上疏辞职，并弹劾璁、萼等说：“臣考察各种议论，那些赞成的人，其文是为欧阳修所唾弃的，其情则是仰承皇上的意图，力求得到高官厚禄。强悍者不怕违法而激怒了皇上，软弱的人则以甜言蜜语而动听。没有大功大德的人而很快得到官爵，这样能不使那些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臣听说天子总是力图获取天下臣民的欢心，以尽忠孝之职，而未听说只去获取一二人之欢心。对这些本无大功大德的人行赏，恰恰表明是自己宣扬徇私而已。遵守圣人之道者为忠臣，忠则违背皇帝旨意；讨好皇上的为奸邪，邪则离经叛道。如今忠者日渐疏远，邪者却日益富贵。一邪就会扰乱国家，何况使他们富贵。”世宗看后不高兴，令铣退休。十五年后，又起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辞官。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年少时轻佻不稳重，好饮酒，虽饮数斗而不醉。中年自厉于学问，言行皆有准则。曾说：“学在治心，功在慎于言行。”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是就心的作用而言。爱亲人，敬长者，是人的本性。若去良能而只有良知，那就是霸儒。”做《政议》十篇，其《序》说：“三代以上，实行井田、封建制，百姓固守家园，故圣人之道易行；三代以下，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百姓流动，故圣人之道难成。何况以后每况愈下，直至今日。然要人心不异，关键在于统治他们的人。”《政议》各篇之论说，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岁时，见家供佛像，坚决请求去掉。十九岁读许衡、薛蠧的遗著，废寝忘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为庶吉士。阁试考题为《克己复礼为仁论》，何瑭在其文章中写道“：仁就是人，礼是人的元气，它现受到风寒暑湿的侵蚀。人若能不为邪气所侵，则元气复，元气复就成为人了。”此言为学人们推崇。刘瑾窃取朝政后，有天赠翰林每人一把川扇，有的去拜见刘瑾。当时瑭为修撰，对刘瑾只行长揖礼，瑾怒，不赠扇给瑭。受赠者又去拜谢，何瑭严肃地说“：何必那样低三下四。”刘瑾大怒，追问谁讲此话。何瑭毫不畏缩地回答“：修撰何瑭。”他知道必为瑾所不容，多次上疏请求隐退。直到瑾被诛后，才复官。在给皇上讲经说史时，触犯忌讳，贬为开州同知。在开州修黄陵冈堤有功，升为东昌府同知。但他请求辞官回乡。

　　嘉靖初，起任山西提学副使，因守父丧而未赴任。服丧期满，起用他提学浙江。他在浙江重本求实，士气大变，不久，晋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与湛若水等提倡古太学之法，学者一致推崇他为宗师。他历任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当时，王守仁以道学著名于世。何瑭独默不语。他曾说：“陆九渊、杨简的学说流入禅宗，阻挡仁义的盛行。后世学者未学得子游、子夏的十分之一，而其议论却超过颜渊、曾子。这是吾道之大害。”在家乡居住了十余年，以孝悌忠信教育子孙。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不已。死后谥文定。所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流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万年、泰和二县知县。为政有利于民，两县人民为他建立生祠。后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晋升郎中。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言行踏实，深恶王守仁的新学说。朝廷将守仁供于文庙祭祀，伯元上疏反对，并请求从文庙中去掉陆九渊的神位，而将有若及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列入十哲。在各乡祭祀罗钦顺、章懋、吕木冉、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其奏疏刚下部议，就遭南京给事中钟宇淳的反对，伯元也因此被贬为海州判官。后调任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很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同意伯元的奏疏，因而调伯元为吏部员外郎，后历任考功、文选郎中，辅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杜绝贿赂。任期满后推荐为太常少卿，但未被朝廷任命。当时吏部推荐的陈奏皆被扣留，不进呈皇帝，伯元说：“贤愚同被滞留不提拔任用，朝野为之叹息，这是因为臣所提建议不当所致，呈请准于辞职。”皇帝很不高兴，特准他辞退，并把他的奏疏扣留下来，不交廷臣议论。过了两年，在甄别吏部诸郎中时，看到伯元的名字，命改南京吏部任职，此时伯元已过世了。

　　伯元生活清苦淡薄，别人难以忍受，他却能怡然自乐，成为岭南士大夫的表率。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当学生时，就深恶科举文章华而不实。他的文章，以六经为范本，讲求典雅。名士追求名利，他对名利表示淡漠。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后，回家潜心钻研经书。布衣粝食，家徒四壁。

　　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诸进士都授官职，唯独淳耀不去应选。南京沦陷，嘉定城破，淳耀愤慨不已。与渊耀入庙宇，准备自尽。僧人对他说：“你没有做官，不必死。”淳耀说：“我与嘉定共存亡，岂可有贰心。”向僧人索求纸笔，写道“：弘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杀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为朝廷效力，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受益不多，学道无成，内心不安，夜不能寐。”与渊耀相对，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一岁。

　　淳耀二十岁就著有《自监录》、《知过录》，立志于圣贤之学。每天将白天所做之事，在夜间记录下来，凡语言之得失，思念之纯杂，无不记载，以备自己反省改过。其诗文均仿效前代贤臣。著有《陶庵集》十五卷。其弟子奉谥号曰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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