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庶兄微子启、箕子和王子比干谏而不听,微子逃走、箕子佯狂为奴。王子比干以强谏故,被剖腹而死。孔子称他们为“殷之三仁”。 周武王灭商后,访微子与箕子,并找到了他们。本篇所记即周武王问箕子洪范九等、微子建宋及宋国的兴衰史。
箕子在回答武王询问时说道:天子如果英明、谦恭、通达、能深谋远虑、政务清明,那么,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便会都具备,并按一定规律发生,庄稼就会茂盛,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安定。否则,天子如果急躁、糊涂、狂妄、贪图享乐,那么,雨、晴、 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就要违反常规发生,或一种现象过多,或一种现象极缺,年成就歉收,人民就贫困,国家就动乱。在君主有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时代,这种天人感应、天责思想无疑对君主是个约束,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限制君主恶行的无限膨胀,引导君主积善成德、施行仁政、广布恩惠,监督君主检查过失、改正错误。这种天责思想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常常起作用。例如,宋湣公九年,宋国洪水成灾,湣公就曾自责说,这是因为他不能侍奉鬼神,造成政治不修明的缘故。汉成帝时,水灾,火灾、日蚀、地震、陨星坠落等等连续发生,成帝便认为“天著变异,以显朕郵,朕甚惧焉”,并多次发布诏令,让群臣、公卿“陈朕过失、无有所讳”。汉哀帝时,发生水灾、地动后,哀帝也自责道:“ 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并“赐死者棺钱,人三千”,“民无出今年租赋”等等。当然,这种天责思想的效用也极有限,在那些无法无天、昏庸无道的君主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殷纣就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不采纳长者老者的意见,一味沉溺于酒宴之中,只知迷恋女色。步纣王后尘、被诸侯称为“桀宋”的宋君偃竟用牛皮袋盛着血悬挂起来射击,称为“射天”。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无所畏惧、为所欲为、残害直言相谏的忠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读过该篇,掩卷之后仍使人不能忘怀的悲愤来自于比干的惨死。比干认为君主有过,臣应用死直言规劝,才能免使百姓受害。但纣王丧尽天良地杀死比干,挖出心验证圣人是否“心有七窍”。比干死得何其惨痛、悲壮!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他的死更加暴露了纣王的残忍,使人们认清纣王的真正面目。在浩浩荡荡的历史进程中,这样无畏的忠良屡见不鲜。他们用生命、用鲜血在漫长黑暗的专制主义道路上树起一座座鲜亮闪烁的路标,指示人们推翻暴君统治、迈上新的里程。
宋襄公为了保全仁义,在战斗中坐失一个又一个良机,终于落得大败而归、身受重伤而死的结局。这种蠢猪式的仁义成为后人的笑柄,确是空前绝后的。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