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自己的弟弟叔虞于唐,称为唐叔虞。唐曾是尧的都城。据《毛谱》说,叔虞的儿子燮父因尧墟以南有晋水,改称晋侯。本篇所记从成工削桐叶为珪以封叔虞起至晋静公二年(前376)魏、韩、赵三家分晋止,大约有六个半世纪的历史。晋国的内乱始自晋穆侯。晋穆侯娶齐女姜氏为夫人,生一太子,取名曰“仇”。晋国大夫师服认为,太子名曰仇,少子名曰成师,这是嫡庶名字的颠倒,预示着晋国将要发生内乱。果然,穆侯死后,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仇出奔,内乱开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其根本原因在于君子所言:“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古代君主传位的两种方式。为了巩固地位,古代各朝君王一般都是趁自己健在时,就确定太子作为继承人。这样,争夺太子位便成为争夺君位的“序幕”。晋献公宠爱年轻貌美的骊姬,爱屋及乌,献公便想废掉原立太子申生,而立骊姬子奚齐。这本来正中骊姬下怀,但骊姬却装模作样哭哭啼啼表示不同意,还以自杀威胁献公,暗中却耍花枪,让太子申生去祭母,把祭祀的福肉献给献公,骊姬趁机放进毒药,以达到中伤申生、立奚齐为太子的目的。为了私欲,骊姬之流可谓极尽狠毒用心、卑劣手段而毫无顾忌。面对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阴谋,申生先是仓皇逃回封地,尔后考虑父亲年老、失去骊姬将“寝不稳,食无味”,最终只好背负恶名、自杀身亡,结束了这场争夺战,而成为至高无上的权位争战舞台上可怜的殉葬品。读者们对他也只能发一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而已。
晋文公从年轻时就好学不倦,十七岁曾结交五个贤士,在国外逃亡十九年,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民经验,终于在62岁时返回晋国荣登君主宝座。在执政期间,他修明政务、施惠百姓、奖惩分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成为世代公认的圣贤君王、春秋五霸之一。但他也曾犯有两个错误。
逃亡途中,他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贪图安乐,竟忘记重任,放弃理想,不再奋发向前。他的妻子与随从用计灌醉他,抱他上车,离开齐国。醒后,他知中计,想杀死随从——自己的舅父。这是他的错误之一。返回晋国后,他奖赏与他同舟共济的有功之臣时,忘记了介子推,引起介子推及其随从的不满。这是他的错误之二。但晋文公终归不愧为贤君,他知错必改,有错必纠,当认识到随从用计使他离开齐国是正确的作法时,他终于没有杀死舅父而与随从们一起前行了。当他认识到未及时给介子推行赏之错时,便派人到处寻找介子推。当听说介子推已进入绵上山时,他便下令把整座山做为“介推田”封给介子推,改绵上山为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这些做法都争得了民心,巩固了他的地位。
封建帝王都会犯错误,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但犯了错误能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知错、认错、改错却只有明君、圣王才能做到。所以汉代政治家王符在《潜夫论·明暗》篇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因此,“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成为一句箴言流传了下来。这句箴言大可以治国安邦,小可修身养性。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