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楚国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楚人的祖先之一重黎曾为帝喾的火正,因有功,被命为祝融。以后其弟吴回继之。吴回第六子季连,芈(mǐ,米)姓,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季连的后裔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给予子男之田的爵位,定都在丹阳,是周初重要的异姓诸侯,与周之同姓诸侯鲁、卫、晋、齐等共事周成王。周夷王时,周王室衰微,而楚国却有发展,其首领熊渠借口为蛮夷,不用中国之号谥,便称自己的儿子为王。进入春秋之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依然称“公”之时,熊通不顾周王的反对,亦自称武王,即楚武王,楚国的叛逆性格比较突出。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不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在《春秋左传》中将楚王皆贬称“子”。
楚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春秋时,与吴、越关系紧张,曾一度被吴国打败,进入战国后,虽有吴起相楚悼王的改革(见《吴起列传》),但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不久即夭折。楚国的发展道路是很曲折的,最终为秦国所灭。《楚世家》记述了楚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完整历史。从文化方面讲,楚国产生了象屈原、宋玉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产生了象老子、庄子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政治方面讲,楚国对人们有启发、有借鉴的也比较多。楚庄王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即使如此,伍举也入谏了。庄王居然左手怀抱郑国美女,右手怀抱越国美女,置座于歌妓舞女之中。伍举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庄王仍旧习不改,淫乐更甚。于是苏从又冒死进谏,他视“杀身以明君”为自己的夙愿,终使庄王受到教育,幡然悔悟,竟“罢淫乐,听政”,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杀死几百罪 人,擢升数百贤人,任用良臣伍举、苏从,“国人大悦”。
楚庄王听取忠良的正面进谏而使国家强盛了,楚平王却轻信谣言,疏远骨肉、残害忠良。可见,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尽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左右也能发挥作用。而在无健全法律、无强大机构制约君主权力的封建社会,左右发挥作用的好坏、正误便完全决于君主及其左右人的个人品质、德行的好坏了。贤明的君主能勤奋听政、结交贤才、集思广益、兼听兼信、实行改革,国家政治自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社会因此而出现过盛世。反之,昏庸的君主无视政事、寻欢作乐、暴虐无道、偏听偏信,国家政治自然昏暗,百姓遭殃。认真清除封建时代这种腐朽思想和专制行为,仍然是思想文化战线上不忽视的一个工作。
晋国的叔向曾分析楚共王太子子比有五难:一没有贤才辅佐,二没有主要力量支持,三没有长远谋划,四没有人民拥护,五没有崇高品德,因此不能享有国家。果如叔向言,子比为王才十余日。相反,晋文公是贤君,具备好的德行,“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好学不倦”,能结交贤才作为心腹、左膀右臂,爱到国内外力量的支持,百姓相从而归附他。这样,他不仅享有国家,且在治国中也获得突出的成功,终于称霸于诸侯。叔向所言的五难,从反面给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献出了计策,对今人来讲,也具有主启迪意义。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