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关于越国的历史,《吴越春秋》记载说,当年大禹巡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就葬在这里。至少康时,担心大禹后代香火断绝,便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会稽记》说:“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越国建立后,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直至传到允常时,才与吴国发生了矛盾,并相互攻伐。此时,已是春秋末年了。允常死后,吴王阖庐兴兵伐越,越王句践用敢死之士在阵前自杀的战术,败吴于檇(zuì,醉)李,阖庐被射伤。阖庐死后,吴王夫差败越王勾践于夫椒,并把他围困在会稽山上,句践始有会稽之耻。
越王句践在会稽之困中被吴王赦免回国后,便卧薪尝胆、亲自耕作,委屈求全、礼贤下士,赈浏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同甘共苦。作为没有任何制衡、约束的具有最高权力的一国国君,虽说是在受辱后做出的这些举动也是十分难得的。加之,勾践在艰苦奋斗、发奋图强时能虚心征求、听取谋臣们的意见,终于战胜了吴国、扩大了地盘、称霸于诸侯。而卧薪尝胆的精神就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流传下来。戏剧家曹禺先生在我国遭受天灾人祸的一九六二年,把卧薪尝胆的句践搬上戏剧舞台,确实起到鼓舞人心、团结全民共度难关的作用。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辅佐句践成就霸业,故太史公以范蠡传附之。在越国最困难的时刻,他事奉越王勤奋不懈、为越王运筹谋划二十余年,终于辅佐越王报仇雪恨、荣登霸主权位。越王表示要与范蠡平分越国。但范蠡目光敏锐、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只宜与之共患难,不宜与之同享乐,终于离开越国、隐姓埋名、吃苦耐劳、辛勤生产、三次搬迁、三次成为豪门富户。相比之下,大夫文种的遭遇就悲惨多了,竟被越王安上“作乱”罪名,赐剑而亡。范蠡可谓贤能之人。做官,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终使国富民强;理家,能辛苦劳作、惨淡经营终使家产累积数十万,被人们称颂。象范蠡这样能上能下,先官后民、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谓屈指可数。
范蠡的二子在楚杀人,其父极力营救一段叙写,颇曲折有致。最终未获成功,反而由长子载着弟弟尸首回到家中。家人见此都抱头痛哭,唯范蠡坦然一笑,觉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文中记叙范蠡的分析判断亦合乎事理。遗憾的是,范蠡智慧超人,不应听之任之,坐而待毙。而“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的庄生也不必与儿辈过于计较,而应大度、宽容些,因为这终归是人命关天、死而不能复生的大事。不过,杀人者抵罪也理所当然。总之,范蠡救子之事确实富有哲理性、戏剧性。因而,也有人认为此节“必好事者为之,非实也”。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