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本篇记述战国时期魏国的世系及其兴衰。文中多简短记事,但在魏文侯、魏惠王和安釐(xī,西)王三代记事颇详。因为魏之兴在文侯之世,魏之衰从惠王开始,而安釐王的失策加速了魏的灭亡。由于作者紧紧抓住了魏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所以全文篇幅虽长,但纲目清晰,有条不紊,平而不淡,时有波澜。
魏文侯是战国初期颇有声望的国君。他礼敬贤人,以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为师;重用贤士,文臣有李克、西门豹,武将有军事家吴起。文侯支持李克实行政治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作者没有具体记述文侯的政绩,但引述了秦国人对魏文侯的看法:“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借敌国的看法来评价人物,这种评价更有客观性,胜过作者的主观评价。对李克的改革也没有具体记述,而是记载了他的两段谈话,中心是选相的五条标准。这两段谈话已充分显示了这位政治家品格与才干。通过记言来表现人物是司马迁写人的主要手法之一。
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文中主要通过记事表现其为人。他在位三十六年,前十八年靠文侯打下的基础,与诸侯交战互有胜负;后十八年则连连败绩。一次是伐赵,被齐国派田忌、孙膑用计大败于桂陵;再一次是伐韩,又被田忌、孙膑大败于马陵;另一次是被商鞅率秦军打败,尽失河西之地。这几次大败使魏国兵力耗尽,国力空虚。惠王到晚年似乎有所觉悟,想广招贤士以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孟子的一席话给惠王作了总结:“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尖锐地指出魏惠王的失败是只顾争利,不施仁义的结果。引用名人的话来评价人物,比作者直接评价更具有权威性。
对安釐王的记述篇幅较长,将近全文的三分之一。主要内容不在记事,而是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安釐王的严重失策。首先是通过苏代对安釐王的批评指出了“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的道理。其次是通过秦国大臣中旗对形势的分析指出,魏如能与韩联合起来,其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最后记述了无忌反对魏王伐韩的谈话,这段谈话长约千言,对亲秦之害、存韩之利的分析极为精辟。三段谈话虽然出自不同人之口,但连系起来恰似一篇完整的谈话,层层深入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安排是颇具匠心的。
篇末的论赞,后人多所指摘,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太史公愤激之极的反语。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天”理解为大势所趋,形势发展的必然,是否更贴近太史公的本意呢!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