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太史公自序》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这是司马迁创作本篇的基本宗旨。的确,在《高祖本纪》中,侧重叙写的是刘邦如何战胜项羽,最后建立汉帝国的过程,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位开国之君在统一天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是司马迁运用鲜明、强烈的对比手法展示给读者的。比如记叙项羽、刘邦两支军队分兵入关中击秦时,对项羽军的行动是这样描述的:“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将皆附。”使读者看到的,只是单纯的军事方面的成功;而写刘邦军,除了写军事策略外,还写了刘邦的安民措施:“诸所达毋得掠卤(通‘虏’)”,于是,“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一下子就把“沛公遂先诸侯至霸上”的重要因由突出出来了。这种对比又是从许多侧面展开的。例如写刘邦、项羽对待各路诸侯的策略。项羽一听到有自立为王的消息,便“大怒”,便“发兵”;而当刘邦听到韩信自请立为“假王”时,开始头脑发热,打算攻打韩信,但一经张良提醒,立刻转变态度,“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形势下,在争取同盟者方面,又是刘邦高出一筹。本篇还特别记下刘邦在平定天下后所说那段脍炙人口的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是用人方面的对比。项羽刚愎自专,而刘邦则虚怀若谷,知人善任。正是通过这样层层对比,逐层推进,从而揭示了楚汉之争的必然结局。
“不虚美”“不隐恶”,尊重历史的“实录”精神,是贯穿《史记》全书的基本原则。但本篇重在写刘邦的成功,因此,那些表现刘邦人品其它方面的内容,诸如狡诈、虚伪、损人利已等等,则通过“互见”在其它篇章之中着力表现了,而在本篇却未着力叙写。但如细读本篇,这些也有依稀流露,如在写高祖为亭长,一老父为其全家“看相”,老父告之“君相贵不可言”时,高祖听后非常感激,并说:“诚如父言,不敢忘德。”但司马迁紧接着横加一笔,“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仅此一笔意在不言中,却体现了作者的褒贬倾向。
《高祖本纪》在谋篇布局上也有特色。李景星说:“《项羽本纪》每事为一段,插入合来,犹好下手;《高纪》则将诸事纷纷抖碎,整中见乱,乱中见整,绝无痕迹。”(《史记论文》)这正是司马迁的高妙之处。
质朴而不尚雕琢,是《高祖本纪》的语言特色。《汉书·高祖纪》原以本篇为基础,略增史料,加以整齐文字写成的。将此两篇的语言风格稍加比较,除去《汉书》袭用本篇原文的地方,班固只略有改动者,虽较《史记》原文精练一些,却远不如《史记》生动自然。对比之下,一目了然。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