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伍子胥为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
一篇大传,以吴国、楚国为主,兼涉鲁、晋、郑、秦诸多国家,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伍子胥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胜、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诸多人物。其中光杀父之仇就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一对不解之仇;伍子胥与平王的一对深仇大恨;郧公与平王的杀父之仇;白公与郑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节奏紧凑,有条不紊。诚如太史公所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
人物刻画,多神来之笔。尤其是伍子胥的形象。作者饱蘸笔墨,略貌取神,立体化地突出了他的精神风貌。很多段落成为后来故事、小说和戏曲的传统题材,家喻户晓,为人乐道。伍子胥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渔父的紧张场面,都很富于戏剧性,简直像小说的情节描写。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疯狂了的复仇火焰,不是把他多年来忍辱负重,压抑在内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都表现在字里行间了吗?其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是多么鲜明深刻啊!
伍子胥的性格是通过多角度刻画的。他头脑清楚,看问题尖锐,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他有张弓拒捕,桀骜不驯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虽困病交加、中途乞讨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宝剑送给渔父的感恩报德的一面;也有因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一面。当然,他丝毫没有忘却复仇的心志,他向公子光推荐专诸就很说明问题。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虽遭伯嚭谗言诬害,但他的形象越显得光明磊落了。伍子胥又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使伍子胥的形象达到新的高度。“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是预言,是现实,是政治远见,是身遭诬害的愤概,也是对吴王昏庸的憎恨!
其他人物,如渔父、申包胥、夫概、勾践、白公胜、石乞等人,或言或行,廖廖几笔,形神俱备,为后世传神写照作出了典范。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