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本篇是“战国四公子”之一、赵国平原君赵胜和同时期赵国上卿虞卿的合传。
平原君以善养“士”著称,有宾客数千人,曾三任赵相。司马迁认为平原君是个“翩翩乱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的人。这的确是深中肯綮的断语。平原君于秦国邯郸的危急时刻,在毛遂的鼎力协助下与楚订立盟约,求得救兵,又能接受李同的意见散金励士,从而取得抗秦存赵的胜利,可算是乱世之中的倜傥公子。但是,他不识大体,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一个纨绔子弟的昏聩和无能。他利令智昏,为了贪图冯亭献城的小便宜而招致长平之战赵军覆没的大祸;他有眼无珠,不识贤才,虽招徕宾客数千却不过是显豪富、摆样子而已,对真正贤才竟一无所知,他矫情杀妾以讨好宾客更显出无能和残忍。这篇传记脍炙人口的主要原因,是作者以动情的笔调记写了两位爱国志士的事迹:一位是门客毛遂,他在赵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自荐随同平原君出使楚国,在同楚王订立盟约的过程中表现出大智大勇,超群不凡的才能,从而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至今。另一位是舍吏子李同(谈),当赵国处于危在旦夕的严重时刻,他不仅向平原君提出得力的应急措施,而且亲身冒死赴敌,最后壮烈牺牲,表现了舍生取义的高尚爱国精神。
虞卿原是游说之士,因谏说赵王被任为上卿。他长于战略谋划,在长平之战前主张联合楚魏迫秦媾和;邯郸解围后,力斥赵郝、楼缓的媚秦政策,坚持主张以赵为主联合齐魏抵抗秦国。后因拯救魏相魏齐的缘故,抛弃高官厚禄离开赵国,终困于梁,遂发愤著书。司马迁肯定虞卿谋略精细周密,赞扬他发愤著书的精神,指出“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这里,显然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慨,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关于作家创作的动因在于怨愤的文学观点。
由于平原君与虞卿的生平事迹不同,作者采取的写法也各异。《平原君传》以具体事件的描述为主,特别是毛遂自荐和毛遂折服楚王两件事写得富有戏剧性,十分精采。作者描述毛遂自荐前往楚国时,抓住毛遂与平原君的冲突,巧妙地安排对话场面,将二人不同的神态状貌,心理气质展示出来;而写毛遂折服楚王时,则通过描绘毛遂“按剑而前”的动作、理直气壮的说辞和楚王连声称“诺”的状貌,把毛遂居高临下的气势,有胆有识的性格和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刻画得形神毕肖,活灵活现。《虞卿传》主要是引述虞卿与楼缓、赵郝的论辩说辞,从中也可看出虞卿眼光敏锐,思想深细,对赵负责的思想性格。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