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魏公子即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名冠诸侯,声震天下,其才德远远超过齐之孟尝、赵之平原、楚之春申,《魏公子列传》便是司马迁倾注了高度热情为信陵君所立的一篇专传。
传中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从保存魏国的目的出发,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如驾车虚左亲自迎接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着重记写了他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一己之利,挺身而出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从而,歌颂了信陵君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思想品质。这也是本传的主旨所在。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传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社会的几个人物(也可以看作是附传),特别是门役侯嬴,他身处市井心怀魏国,才智远非那般王侯公卿所能比。如果说,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门役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这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历史观。信陵君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这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叙事精于选材,信陵君门客三千,才干非凡,一生的活动千头万绪,作者着眼于突出传旨,选择了“窃符救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事的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从而将其一生诸多方面的活动凝聚起来,既突出了信陵君的主要思想性格,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使人们在人物的活动中看到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了解人物,把人物、历史都写活了。刻画人物性格,手法多样,如刻画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格,有对人物言行心理的直接描绘,也有借助周围人物的对比烘托。细节描写也相当成功,如写晋鄙合符验证后的怀疑心理时用“举手视公子”几个字加以刻画,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把一位嚄宿将当时当地惊奇、自信、决不轻易交出兵权的神态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谓神来之笔。
通篇洋溢着作者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和惋惜的感情,不独篇名直呼“公子”,就是文中称“公子”即有一百四十七次,所谓“无限唱叹,无限低徊”。茅坤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钞》)可算是知言了。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