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这是鲁仲连与邹阳的合传。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卒四十余万,继而围攻赵都邯郸。魏国救赵部队驻扎汤阴不敢进兵,却派新垣衍说赵帝秦。平原君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于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燕将据守聊城,齐田单攻聊城一年有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一封《遗燕将书》,使燕将读后,泣三日,终于自杀身亡。本传就是通过这两件事,刻画了鲁仲连“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的名士形象,他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下聊城,欲爵鲁仲连,他却逃隐于海上。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绁、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鲁仲连列传是一篇感情色彩极浓的传纪文学。语言的周回反复,使文势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从而注入人物形象强烈的感情,使人物清晰可辨而又栩栩如生。宋·洪迈在《容斋五笔》中写道:“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然。……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指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鲁仲连见新垣衍,衍曰:‘吾视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者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是数者,重踏熟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太史公尤其崇尚感情充沛又具有文采的艺术佳作。鲁仲连、邹阳合传,后世多有歧意。认为二人时代悬隔,事不相类,言语文章亦不相侣。而作者偏偏把本来可以不立传的邹阳“附之列传焉”,除了其它因素,不正是因为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文采飞扬,比物连类,慷慨陈辞,有足悲者吗?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