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这是张耳、陈馀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主要记述了他们从以敬慕为刎颈之交到反目成仇的史实,不虚美,不隐恶,采用先杨后抑的手法,使得善、恶俱张,功过分明。
本文以张耳和陈馀的相处关系为主脉,以其贤德名誉为支流,起笔就记述张耳之“贤”,陈馀“非庸人也”。他们忘年羁旅,“相与为刎颈交”。极力渲染其友谊非同一般,高尚可贵,而这友谊又是在艰苦斗争之中凝结而成:屈处监门,忍辱负重;同谒陈涉,北略赵地;共佐赵王,得为将相;邯郸脱险、兵败李良……。他们共尝艰难危厄的苦辛,分享胜利与成功的欢乐,真可谓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挚友。与此同时,作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的贤德与才干。秦闻二人“ 魏之名士”,悬重金以“求购”,陈涉闻其贤,“见即大喜”,都是从侧面表现他们名誉早已远播。为陈涉设计“据咸阳以令诸侯”而成帝业的方略,反衬出他们的远见卓识。请缨北略赵地,共立武臣为王,又从正面表现他们的韬略。行文至此,作者把他们的亲密友谊与令人钦佩的贤德才能推上了峰巅。然而,笔锋陡转,突写张耳困守钜鹿,陈馀拥兵自保,不肯相救,二人友谊出现裂痕;解围之后,张耳收缴陈馀印信,造成友谊的彻底破裂。项羽分封,张耳为王,陈馀为侯,使二人矛盾激化,大动干戈,誓不两立。汉王召陈馀击楚,陈馀竟以“汉杀张耳”为条件。行文至此,什么贤名、友谊,已荡然无存,一下子又把他们跌入谷底深渊。
这种先杨后抑的手法,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张、陈贫贱艰难之时相与诚信,显贵之后以利相倾这种前后不一的处世态度,从而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性格转变过程,发人深省,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太史公说:“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岂非以势力交哉?”这一针见血的剖析,不仅切中了他们的交往实际,也道出了用这种妙笔所揭示的主题。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