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本篇是汉初两位重要臣僚刘敬和叔孙通的合传。
汉朝建朝初期,百端待举,在辅佐汉高祖刘邦建设西汉政权中,刘敬和叔孙通从不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合而为传。刘敬本姓娄,因去陇西戍守路过洛阳,便主动劝说高祖建都关中,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赐姓刘,拜为郎中。当时匈奴兵力强盛,时扰边境,刘敬献与匈奴和亲之策,并出使匈奴订立和亲盟约;后又建议并奉命执行迁山东诸侯后裔豪强十万余口,充实关中。叔孙通曾为秦代博士,秦灭随从项羽,旋即率儒生百余人降汉王。他精通朝廷礼仪制度,汉朝初建百官不懂礼节常以醉态妄呼,于是叔孙通采取古礼结合秦仪并根据高祖要求,定立朝仪制度,曾任奉常、太子太傅。汉朝宗庙仪法等诸法均由他所定。《太史公自序》说:“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从传旨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此评论道:“夫高祖起于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耶!”这分明是对君权神授观点的否定,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的进步见解。传文中还对汉代儒生的真实面目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
这是一篇相当精采的传记作品,叙事细腻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所用的主要艺术手法是:(一)强烈的对比。刘敬和叔孙通都以献策得官,都有过人的才智,但性格、为人迥然不同:前者直言敢谏,秉公持正;后者专事阿谀,看风使舵。两相比较形成强烈反差,给人以深刻印象。如两人在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小小的细节上即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二)传神的人物语言。传文中有多处运用人物的语言(包括对话和独白)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定朝仪”一节。如叔孙通的弟子暗骂叔孙通以及叔孙通的答话,把一群鄙儒投降刘邦后,迫不急待地捞官做的龌龊灵魂活画出来。再如,刘邦在第一次朝会典礼后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一句话便露出了他流氓无赖出身的根底。(三)全方位的场面描写。传文中写十月朝会的典礼仪式,用笔不多但场面的描绘却十分具体、全面,作者以时间为纵线将典礼的程序、各个方位上的人、物以及文武百官的尊卑位次全部写了出来,不仅写人物还写气氛,不仅写人物的动作还写人物的音容,读来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