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本篇是汲黯和郑当时的合传。汲黯是武帝朝中名闻遐迩的第一流人物。他为人倨傲严正,忠直敢谏,从不屈从权贵,逢迎主上,以此令朝中上下皆感敬畏。比如人家谒见傲慢的丞相田蚡,都是卑躬屈膝俯首下拜,而他偏只拱手作揖,见大将军卫青时亦行平等之礼;两次奉旨出使,他都中途变卦,或半路而返,或自作主张发放官粮赈济灾民;批评别人的过失,他从来耳提面命不留情面,即使对至尊的君主及其宠幸的权要人物也敢当面谏诤指责,无所顾忌。传中写他四次犯颜武帝,三次斥骂丞相公孙弘和御史大夫张汤,言辞都极为尖锐无情。难怪群臣为之震恐、责怨;公孙弘、张汤对他恨之入骨;而武帝虽在背后骂他甚至起过杀心,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社稷臣”而宽容几分。司马迁怀着极其钦敬的心情为汲黯树碑立传,不多叙政绩,而倾全力表彰他秉正嫉恶、忠直敢谏的杰出品格。环绕这个中心,本文运用辐凑之法将众多的零散材料交织在一起,从多方面的人际关系中反复刻画人物个性,尤其是一再描写汲黯同最高统治者武帝和公孙弘、张汤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就使他那汉廷第一直臣的光辉形象被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其中,汲黯那些一针见血、极具个性的言语被大量实录,其辞之犀利精粹,其情之激切义愤,皆力透纸背,震撼人心,对展示主人公思想品格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汲黯信仰黄老学说,崇尚无为清静之治,这和武帝崇尚儒学,重用酷吏,好大喜功,扰乱民生的“多欲”政治适相抵触。故本传表彰汲黯亢直犯上的言行,实质上是肯定了他在一系列现行方针政策上同当权者的斗争。因此这篇传记的思想意蕴是复杂而深刻的,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寓托了作者深切的爱憎之情,诚如古人所云:“汲黯乃太史公最得意人,故特出色写之。当其时,势焰横赫如田蚡,阿谀固宠怀诈饰智如公孙弘、张汤等,皆太史公所深嫉痛恶而不忍见者,故于灌夫骂坐,汲黯面诋弘、汤之事,皆津津道之,如不容口,此太史公胸中垒块借此一发者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一,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可以说,汲黯便是太史公批评现实政治的代言人,本篇的“发愤”之意是非常鲜明而强烈的。
郑当时是汲黯的好友,在尊黄老、任侠和居官清廉等方面皆与汲黯一致,因而本篇将他连类于汲黯之后。文中着重表彰了他敬贤下士,竭诚进贤的美德,同时也指出他缺乏汲黯的刚直之气,有趋从迎合权势者的缺点。在严正直谏方面,他于汲黯差之远矣。故在作者眼中笔下,二人高下分别,而叙其生平自然也就一详一略,一重一轻了。
参考资料: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可司马迁仍旧坚持完成所著史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