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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